【专文】简谈桂林抗战文化城出版、戏剧事业的发展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全国文化重心被迫向西南后方转移。桂林扼守西南要冲，湘桂铁路、滇缅公路等交通命脉在此交汇，使其成为战时物资、人员流动的枢纽。得益于桂林独特的地理和政治环境，大批文化人从上海、武汉、长沙和粤港等地汇聚到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有一大批知名文化人士从香港来到桂林，使桂林抗日文化运动不断高涨。至1942年前后，桂林文化人群体蔚为壮观，汇聚了近千名作家、艺术家、学者、出版人、戏剧工作者等全国文化精英。桂林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南部抗战大后方的文化中心，被誉为“抗战文化城”。
参考文献：郭德宏，冯成略编：《丰碑 （广西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可在抗战文献数据平台查阅。
据统计，从1938年10月到1944年6月，先后内迁到桂林的文化人士达1000多人，其中比较知名的文化人士近200人，如郭沫若、茅盾、夏衍、田汉、巴金、欧阳予倩、陶行知等。他们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和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领导和指导或推动下，开展文化宣传活动、举办西南剧展、组织文艺演出、出版发行书刊……以文艺的方式，为抗战讴歌、呐喊，成为桂林抗战文化的中坚力量。
出版事业空前繁荣是桂林文化城的重要标志。抗战前，桂林只有几家出版社、书店、印刷厂，自1938年至1944年，从沿海沿江迁来的、原有的、新建的书店86家，出版社86家，印刷厂109家，每月用纸1.5万令，每月排字3000万—4000万。这些出版社、报刊一部分是由中共领导的。如《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南方出版社等，它们坚持发行革命书刊，以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阐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发展进步势力为己任，是桂林出版事业的中坚力量；又如《救亡日报》，消息来源广泛，兼采各社新闻，并派记者采访抗日将领和湘粤桂前线，写成通讯专稿，大量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战和抗日根据地的情况，由夏衍、廖沫沙写时评，引导读者观察时局。另一部分是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由进步人士创办的，如文化供应社、三户图书社、文献出版社等，它们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坚持出好书、进步书。如文化供应社，它是胡愈之、张志让、千家驹和桂系民主派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联合创办的股份企业，规模较大（集出版、发行于一体，有社址、门市部、印刷厂），推行大众化和通俗化，先后出版丛书12套120种，单行本著作107种，并密切配合抗日救亡宣传，普及文化教育，推进通俗文化教育运动，编辑出版大众读物、学生读物。这类进步社店和中共领导的社店一起，构成了桂林出版事业的主流。
参考文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与全民族抗日战争（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可在抗战文献数据平台查阅。
在此期间，一批传世的艺术杰作相继在桂林诞生，如茅盾的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艾青的诗歌《北方》《我爱这土地》、徐悲鸿的国画《漓江春雨》《鸡鸣不已》、吴晓邦的舞剧《虎爷》等，均由此走向全国。桂林位于交通咽喉，是中国南方对外联系的重要基地。桂林出版的书刊报纸，由桂林运往香港，再转销上海等沦陷区和其他海内外地区。这些进步书刊被大量送往前线，成为协助当地开展抗战动员工作的重要工具，推动了文化战线抗战的实现。这些出版物如“文化弹药”，穿透封锁线，极大地鼓舞了军民士气，传播了必胜信念。
戏剧是桂林抗战文化城最活跃的文化活动，是最直接、最有力的动员武器之一。桂林的戏剧运动空前活跃，堪称“中国戏剧史上的黄金时代”。
欧阳予倩主持广西省立艺术馆，田汉、洪深、熊佛西等戏剧工作者云集桂林。话剧团体如新中国剧社、剧宣四队、五队、七队等在此上演了大量优秀剧目，如《忠王李秀成》（欧阳予倩）、《秋声赋》（田汉）、《再会吧，香港！》（田汉、洪深、夏衍）等。这些剧目或讴歌民族英雄气节，或揭露日寇暴行与社会黑暗，或鼓舞民众团结抗战，在剧场内外激起强烈共鸣。街头剧、活报剧等形式更是深入城乡，将抗战的火种播撒到最基层的民众心中。
1940年3月8日，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在桂林公演鹿地亘的3幕反战剧《三兄弟》，反映日本人民反抗军阀强迫来华充当炮灰的英勇斗争，用日语连演3天。欧阳予倩把京剧《梁红玉》剧本改编为桂剧，连演28场，轰动了桂林。新安旅行团为纪念建团5周年，排练舞蹈家吴晓邦创作的4幕舞剧《虎爷》，每场2个小时，全是用舞蹈动作表达内容，使桂林观众大开眼界，衡阳、曲江也有人赶来观摩，就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属首创。
1943年冬，由欧阳予倩、田汉、瞿音白提议，在桂林举办“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简称“西南剧展”），得到桂林戏剧界的支持和桂、粤、湘、黔、滇、赣、闽、鄂8省响应。中共南方局动员了桂林20多名党员和进步戏剧工作者参加筹备。田汉、欧阳予倩为首的筹委会悉心筹划，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担任大会会长，邀请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梁寒操、张道藩为名誉会长。1944年2月15日，剧展大会在广西艺术馆新厦隆重开幕，李济深、白崇禧、张治中和来自粤、桂、湘、赣、滇5省的戏剧工作者、桂林各界代表、社会名流1000多人出席。桂林主要街道搭起彩门，《广西日报》《大公报》《力报》出版纪念抗战专刊，还举行火炬化装游行，为桂林从未有过的剧展盛举。参加剧展的团队33个，共935人。演出大小剧目79部，其中中国话剧21部，外国话剧9部，京剧26部，桂剧9部，湘剧1部，歌剧1部，木偶戏5部，民族歌舞14部，还有马戏、魔术节目。总共演出179场，观众10多万人次。5月19日，剧展胜利闭幕，历时94天，给桂林文化城带来了蓬勃生机，影响遍及整个大西南地区，是中国戏剧史上的丰碑。
参考文献：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桂林文史资料第28辑 桂林抗战文化史料》，漓江出版社1995年版，可在抗战文献数据平台查阅。
在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期间，桂林文化战线相继开展保卫大西南献金劳军运动、“为保卫中原而歌”晚会、保卫桂林、保卫大西南宣传运动等，将桂林抗日文化运动推向了高潮。桂林抗日文化与重庆、昆明等地的抗战文化汇合在一起，形成了整个西南大后方轰轰烈烈的抗战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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