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以林 | 围绕三大体系建设，开创中国近代史研究新未来——十八大以来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回顾与前瞻
编者按：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以来，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相关议题引起广泛关注，并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积极推进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新时代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迫切需要。本刊特邀汪朝光、金以林、李金铮、周晓光、肖永明、沙武田、赵云波七位教授总结各自研究领域的新视野、新理论与新方法，展开有关建构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深度思考，希望能引起更为广泛的交流与对话，为新时代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开拓创新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贡献历史智慧。
金以林
作者简介
金以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兼任中国史学会秘书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近代教育史、中共党史、国民党史，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近代中国海外珍稀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等科研项目，出版专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主编、副主编大型资料集《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数百卷，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数十篇。
*本文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新视野、新理论与新方法”（笔谈）之二
自十八大步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继承前辈优良传统学风的基础上，始终围绕 “主责主业”，积极探寻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演变规律，努力构建具有民族主体性、原创性的知识体系。总结十余年来近代史研究所的工作，我们深感时代赋予的学术责任重大，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金以林、罗敏主编：《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
一、加强史料建设，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奠定基础
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史料建设是三大体系建设的基础。十余年来，近代史研究所在充分整理前辈学者长期积累的档案文献基础上，不断与海内外学界广泛合作，陆续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名义影印出版了约4000册近代历史文献。
第一大类是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档案馆的特藏文献。
《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共三辑，460册）。近代史研究所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档案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75年来，陆续入藏近代史研究所的近代名人文稿、书信、函电、日记、年谱、奏折、契约等原始文献近20万件。尽管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陆续整理出版过《锡良奏稿》《刘坤一遗集》《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荣禄存札》等多部专题史料，但仅占全部收藏的千分之一不到，其中的珍品大多未面世。该丛书在国家清史工程的资助下，精选影印晚清督抚近百人的书札、函电及各种公私文档，多属手稿真迹，涵盖晚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涉及的历史人物包括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总页数近30万。这批史料多为晚清督抚私人档案，可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官方档案对照阅读，为清史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满铁剪报”类编》（共三辑，300册）。“满铁剪报”是日本情报机构“满铁”调查部集数百人力量、持续27年（1918—1945）从未间断的专题剪报，选用近170份中、西、日文报刊，共设20余大门类、近百个专题，将涉及中国及其周边地区（包括日本、朝鲜半岛）的相关文章剪裁成册，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涉及20世纪20—40年代中国（东北亚）问题的采集范围最宽、分类最齐全、数量最庞大的资料剪报，总量约70万页。目前近代史研究所按专题精选编辑出版共三辑，300册，近20万页，包括学界最为关注的政治、外交、军事类资料，涉及日本向东北的移民、世界粮食问题、国际政治争端、日本及西方列强对华外交方针、国民党内部争斗、反蒋运动等内容。
《中国现代史档案资料汇编》（90册）。该套档案全部来自1951年近代史研究所建所之初设立的下属机构“南京史料整理处”。该处接管了原“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全部档案，集中呈现了民国时期中央政权及其直属机构的档案。20世纪50年代，近代史研究所前辈以该处收藏的核心档案为主，精心选编，油印刊行，是全面反映民国时期政治史不可替代的文献。1964年，“南京史料整理处”独立建制，更名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这套档案当年仅油印数十套，内部使用。2020年，近代史研究所重新编辑整理，影印出版。
《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80册）、《近代史所藏李景铭档案》（50册）。近代史研究所特藏的近代名人私藏稿本抄本文献，历来为学术界所珍视，其中晚清民国时期的人物日记格外引人注目。据初步统计，近代史研究所馆藏稿钞本日记约110种。这些日记的撰者，既有晚清督抚重臣，也有北洋政府高官；既有名士学者，也有世家子弟。虽然每种日记的篇幅长短不同，却都是反映近代社会剧烈动荡和变迁的珍贵文献。编者经过衡量比较，从中选出《李景铭日记》《李星沅日记》《吴焘日记》《张朝墉日记》《潞生日记》等32种付印。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100册）。文献主要来自国家图书馆和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选目原则以存世量较少、较为珍稀的战时官方内部文件为主，均为战时刊行的原始文献。绝大多数文献如今寻觅不易，特别是涉及战时军政内情的文献，均属机密文件，仅供军政部门高层阅览，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标有“极机密”字样的内部印刷品。目前留存的大多是孤本，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如军令部编《参谋长会议纪要》、军委会办公厅编《最高幕僚会议汇编》《各集团军战斗详报》等机密军情文件，以及各战区内部报告，如第六战区参谋处编《鄂西会议经验教训》《第六战区常德会战获敌文件汇编》等，同时还包括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游击战战略战术、军政文献、国防战略思想等与军事紧密相关的内容。
第二大类是近代史研究所与国内学术机构合作、共同编辑整理的合作机构的馆藏文献。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与国家图书馆民国文献保护中心合作编辑的《抗日战争史料丛编》（共四辑，250册）、《民国文献类编》（1000册）、《民国文献类编续编》（1000册）；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作编辑的《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共七辑，490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社史资料汇编》（50册）等。上述档案文献的公开出版，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在国内学术界恐怕少有其他机构能够超越，有力推动了近代史学科体系建设。
邵汉明、王建朗主编，金以林、武向平副主编：《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
在影印出版档案文献的同时，近代史研究所还积极组织科研人员编辑整理历史文献数百册，一亿余字，重点出版的档案资料如下：由习近平总书记作序的《复兴文库》，近代史研究所承担第二编“民国卷”（65册，3000万字），《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24册，1000余万字），《孙中山全集》（16册，1000余万字），《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10册，300余万字），《近代史资料》（26册，近1000万字），《刘大年全集》（16册，500余万字），以及再版重印挂靠在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国史学会20世纪50年代主编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等十余种专题史料 ，列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68册，2500余万字）。
十余年来，近代史研究所还与海外学术机构、出版社合作，以购买版权、编辑整理等方式，将一批民国时期著者自行编印的非正式出版物和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台湾出版的民国政要日记、回忆录等，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文献丛刊》，重新整理出版，共数十种、数千万字，如《傅斯年遗札》《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陈克文日记》《颜惠庆自传》《蔡元培自述》《陈济棠自传稿》等，再版《顾维钧回忆录》13册，以及在香港出版蒋介石《自反录》、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等系列文献。
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
二、加快数字化建设，为全球学者讲好中国故事，创建中国近代史话语体系
进入21世纪数字人文时代，各类近代史数据库的开发令人目不暇接。这不仅打破了传统史料搜集的壁垒，更为学者阅读、分析文献带来极大便利。特别是近年来快速发展的AI大数据应用，不仅能有效帮助学者处理长时段、大规模的系统性、连续性历史文献，从中发现依靠传统阅读方式无法揭示的历史关联性，更能为多学科融合提供精准的数据基础，为新时代中国近代史研究带来“无限可能”。
十余年来，围绕数字信息化建设，近代史研究所陆续开展了三大基础性工程：一是近代史所馆藏档案数字化工程；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近代中国海外珍稀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三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建设。三大工程均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为整个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2013年，近代史研究所以图书馆特藏室为主体，正式成立“中国近代史档案馆”，全面开展馆藏档案数字化工作，陆续完成数百万页特藏档案的扫描、编目工作，其中有清代名人档案200余万页（仅张之洞个人档案即有10余万页）、胡适个人全宗档案15万页、“满铁剪报”70万页、“文革”小报70万版、近代西方在华发行的西文报纸23种、50余万版；近代史研究所特藏的各类历史地图近万幅、近代北京房地契8000余张。自2019年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并入新成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后，此项工作仍在有序进行。
发掘新的档案文献，是近代史研究创新的基础之一。近代中国战乱不已，许多珍稀文献流散在世界各地。2013年，近代史研究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的支持下，正式设立“近代中国海外珍稀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项目，在全球范围内同学界合作，广泛征集海外珍稀文献，陆续高清扫描海外相关机构收藏的近代中国文献1000余万页，其中包括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110余万页，严家淦档案14万页，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手稿珍本馆藏顾维钧档案17万页，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中共根据地档案20万页，俄罗斯各级档案馆藏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档案20余万页，荷兰国家档案馆藏列强领事团有关近代中国档案20余万页，美国国家档案馆藏中印缅战场照片2.3万幅、朝鲜战争照片3万幅、近代中国影像资料千余段、盟军司令部收缴日军在华作战地图4000余幅。
在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完成顾维钧档案数据库建设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兼图书馆馆长詹姆斯·G.尼尔（James G. Neal）曾盛赞：“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合作项目。对于那些有重要意义的史料，世界上其他机构若有意使其‘重返故国’，这一项目也许可为日后的类似合作提供先例。……我们已经真正进入了全球档案馆时代。”
顾维钧档案数据库
此外，近代史研究所还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作，扫描完成该院珍藏的“满铁”调查局档案近600万页和崔永元私人收藏日本战时画报、档案文献50余万页。目前仍有多批海外文献合作复制项目正在进行中。已完成复制的文献，经编目整理后陆续在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现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对学界开放。
2016年底，“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立项。该平台以抗战史为主，实际上涉及的文献涵盖整个20世纪中国史，从其网站英文名称www.modernhistory.org.cn即可看出平台上线的核心内容。现已上线近代文献6000余万页，主要包括近代中文报纸1000余种，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中文报纸数据库，其中持续发行15年以上的报纸多达33种，还包括期刊1万余种、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图书10余万册、近代西方列强对华外交档案微缩胶卷转换的数字档案近1500万页。该网站始终秉承公开、公益原则，向全球读者提供免费查阅、下载服务，是全球最大的中国近代史专业数据库，为整个近代史学科提供服务。它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研究手段，更为海外学者利用中文文献、讲好中国故事打下了坚实的史料基础。自2018年试运行以来，平台始终保持每月新上线文献80万页。该项目得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和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持续资助，我们有信心在未来3—5年内完成上线文献1亿页的建设总目标。
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
2024年，近代史研究所结合上述三项工作，协助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完成数字文献专属化安装，可实现中国历史研究院数字图书档案馆网上检索文献8000余万页，向全球学者提供馆内或线上专属授权阅览。在数字文献加工、开放工作中，近代史研究所进行了大量实践，走在学界最前列，不仅锻炼了科研人员的业务水平，更为全国乃至全球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来源，为整个中国近代史学科“三大体系”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
三、以优异的科研成果，丰富中国近代史学术体系建设
学术体系以学术研究为核心内容。因此，学术体系建设必须遵循以重大学术问题为导向和以原创性研究成果为价值取向，才能有效构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体系。
步平、王建朗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
1950年5月，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创办了中国科学院第一个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从此，起于延安时代、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学术体系，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由边缘走向中心，全面确立了在学术界的领导和支配地位。
十余年来，近代史研究所同仁共同努力，在继承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12卷）、《中国近代史》，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36卷）基础上，博采众长，守正创新，陆续出版了一大批奠定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原创性学术成果，主要代表作有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修订本）》（10卷），耿云志主编的《中国近代思想通史》（8卷），步平、王建朗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8卷），蔡美彪著《中华史纲》，以及近代史研究所同仁编辑出版的《西方的中国影像》（31册）、《海外稀见抗战影像集》（6册）等影像史料集。上述研究成果是体现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主体性、原创性的最新成果，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好评，出版后纷纷获得各类国家级和省部级学术大奖。
李学通、高士华、金以林主编：《海外稀见抗战影像集》
在努力开拓原创性学术体系建设的同时，近代史研究所同仁还广泛开展跨越国境的历史研究。2006年起，受中日两国政府首脑委托，近代史研究所与日本外务省国际问题研究所共同牵头开展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与此同时，近代史研究所还积极参与组织中日韩三国民间学者共同撰写东亚近代史。无论是政府主导的中日两国共同历史研究，还是民间进行的中日韩三国合写东亚近代史，其初衷和使命，就是通过回顾近代东亚历史来逐步缩小三国社会、民众间认识上的差距，努力达成更多的理解与共识，求得最大程度的共同价值判断，推动三国间的历史和解与区域一体化，共同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3年，中日韩三国民间合作撰写的《超越国境的东亚近代史》，在东亚同时以三种语言出版，在整个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较大影响。三国学者还为此组织了一场“多国间历史教育与教科书对话”国际论坛。与会学者分享了德国与法国、德国与波兰、中日韩三国、前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后的各国间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的经验与教训。与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特别郑重指出，从区域共建的必要性出发，不仅要加强原有冲突和纠纷地区民族的历史和解，更要努力促进不同民族、国家间的相互接纳，这是该组织今后工作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超越国境的东亚近代史》很快由德国国际教科书研究所翻译成英文出版，还在香港出版了繁体中文版。2014年，中日两国政府主导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书》也正式出版。
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编：《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
2015年，习近平与马英九成功实现两岸领导人会晤。在“习马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出：“两岸双方应该支持鼓励两岸史学界携起手来，共享史料、共写史书。”为顺应时代潮流，2016年，近代史研究所组织58名两岸学者共同撰写出版了《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民国卷）。正如该书主编之一黄克武所言：“这本书是海峡两岸中国近代史学者携手合作的一个心血结晶，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规划，并由大陆、台湾、香港学者撰稿，历经五年多的时间才完成。全书采取专题研究方式，类似西方的剑桥史之体例，大体以时间和事件为经，社会发展面向为纬，分章探讨清末民国时期最为关键的一些历史课题。”
今天，我们回顾十余年来近代史研究所与海外学界开展的共同历史研究，表面上看，所取得的成果似乎还不够丰富。中国有句老话，事非经过不知难。相信再过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当我们回顾这段共同历史研究时，一定会更深刻地体会共同研究对推动历史认识与历史和解的价值与意义。这也一定是三大体系建设工程不可或缺的一环。
自十八大以来，近代史研究所下辖的11个研究室还分别联合学界不同机构主办各类国际学术会议近百场，出版专题论文集近百部，独立组织编写涉及中国近代史二级、三级学科的前沿报告16种（近800万字），如《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当代中国革命史研究》等，系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外交、口述历史、现代化研究等领域取得的成果、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这套学科前沿报告均列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丛书出版发行。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已持续召开26届的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论文集也已陆续出版。论坛对近代史研究所青年人的培养和可持续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此外，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近代史资料》(1954年创刊)、《近代史研究》（1979年创刊）、《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创刊）、《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2007年与英国相关机构合作出版）均在学界声誉卓著。2021年，近代史研究所又创办《台湾历史研究》。2023年，《近代史资料》《台湾历史研究》均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AMI核心期刊方阵。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上述五种学术期刊和多种学术集刊，牢牢掌握着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大体系”建设的主阵地。
前述成果主要是近代史研究所承担完成的集体项目，尚不包括十余年来近代史研究所百余位科研人员发表在核心期刊的专题论文1000余篇、出版的学术专著100余部，获奖众多，在此不一一罗列。
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大体系”建设，不仅关乎学术本身，更关乎民族认同和国家统一。面对已取得的成绩，我们不由得发自肺腑地感到自豪和骄傲。展望未来，我们一定秉承前辈学者开创的优良学风，扎根中国实际，走出新时代中国特色道路。只要我们充分保持开放心态，批判地吸收一切有益成果，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视角，努力探寻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规律，相信一定能够构建更加客观、完整，兼具民族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大体系”。这是我们未来的目标与矢志不渝的方向。
耿云志主编：《中国近代思想通史》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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