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资讯】张希玲整理：张林池自述
编者按：这篇材料，是张希玲依据两部分素材加工整理而成。张希玲在清检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了他在“文 革”中写的一些“认罪材料”，写作时间时1967年6月至1969年3月，共计41份，约500页。材料内容分散，字迹潦草，加以年代久远，有些已经模糊不清，但毕竟时父亲亲笔所书，因而具有极高的史料性。经张希玲梳理，摘抄连缀成文，形成了这份“自述”材料的主干。父亲从不跟我们讲述他自己做过的事情，2000年，张晓华来京照顾护理父亲时，死缠硬磨，一再劝说，他才断断续续讲述了一些。张晓华做了记录，张希玲从中摘选若干，充实其中。
张林池自述
听说我祖父曾是细木匠，后上升为富农，祖父去世后一部分土地出租变为地主，土地经变动，多时百余亩少时三四十亩，房十余间，经常雇长工一人，忙时还雇短工。父亲生有二子，长子就是我的父亲张培植，名国卿，号文樵，1891年出生在河北省清苑县东闾村。父亲因参加同盟会反对清政府封建统治的革命活动，被清政府逮捕，作为“要犯”解往北京监禁，1911年清帝退位才被恢复自由。1914年父亲入北京协和医学堂学习，1919年毕业前夕，因参加“五四”爱国运动被学校开除。叔父张国钟痛恨北洋军阀在保定作威作福，鱼肉人民，便到北京与父亲商量暗杀曹锟计划，结果炸曹锟失败而被通缉，曹锟下野后通缉令才被取消。父亲后在保定与别人合营化真照相馆，陆续经营过“中国书店”“中华鞋店”“恒昌照相馆”等店铺和大生医院。在这期间父亲收容、安置了许多革命同志，并给革命活动以经济上的支持。
我于1911年4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清苑县。1918年我七岁时入本村初小，1923年我12岁时母亲病故，便随父亲到保定入第二模范小学校。1925年考入保定育德中学，我和韩荣德、邵景和等几位要好的同学常常互相帮助，一起复习功课，从不关心政治，一心为分数而奋斗。在所学功课中，我的国文与历史等文科成绩不好，只对数学、物理、化学感兴趣，考试经常得满分。我们几个都不太喜欢运动，放假期间和业余时间就下棋或看小说。1929年我十八岁时在保定育德中学毕业，本来约好一起去北京考学，因为我当时患有肺病与神经衰弱，没能与他们同行，而是考入了保定市的河北大学，入学后一半时间学习一半时间休息。为了锻炼身体，我开始时常散步，还参加了一些球类运动。经过两年预科（相当高中）后，转入农科学习。1931年，河北大学农科独立为河北省立农学院，院长是薛培元。我刚入学便遇到了闹学潮，一部分学生与教职员要打倒薛培元，而另一部分学生与教职员要保护他。后来听说是派系之争，而不是党派之争，其背后牵连着一些个人的利益。当时我自以为清高，两方面都没有参加，而是一面休养，一面准备功课，自修了高等数学、物理、化学等，下决心要考上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还把自己的想法与比较接近的同学说了。
因为有育德初中的基础，有大学预科学习的提高，自己又自修了数学，1932年我比较顺利地考入了北京大学的化学系。当时北大校长是蒋梦麟，化学系主任是曾昭抡，记得临毕业的一年，曾昭抡先生带着我们全班去日本一个月，参观了造纸等民用化工厂，还游览了一些名胜之地，这期间发现有特务经常监视我们。我们班里的同学大都是读死书，梦想着当科学家，不关心政治。
1934年我上一年级之前，父亲被国民党的保定行营逮捕，罪行是其经营的协生印书局为共产党印了很多有关马列主义书籍与文件，被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查获。家里变卖了所有田地，托保定的亲友营救仍然无效，父亲被判处七年徒刑，押往北平陆军监狱，这期间我每星期买点东西到监狱探望他。我一个同族姑父李东元在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做事，据说还是委员，我就去找他，想托他营救我的父亲，但他不肯见我。后来又托保定师范校长王宗一营救（据说王曾为共产党员后被捕叛变），王反说我父亲被抓有事实有证据，不好救。父亲在监狱被关了两年后由其书友邱赫峰保出，出狱后不敢回保定，在北京大学附近租公寓住，等待上级派人接头。将狱中带的伪装成纸烟的密信展开，夹在一本线装《闽志》的夹页中去自首，可惜关系没接上，两个月后保定的蒋介石行营迁走后才敢回家。
1934年，有个同学告诉我，一个叫王文奎的学生组织了“社联”，他事先没征求本人同意，就把我们许多同学的名字添上了，还私刻了我们一些人的图章。为了能继续看望父亲、继续念书，我当时就说什么党派都不参加，什么团体也不参加，就是想好好学我的化学，将来当一个科学家。
我父亲被捕前，照相馆与印书局的生意已大不如从前，欠外债很多，他被捕后在北平陆军监狱一年多里，债权人纷纷讨账，其在保定经营的照相馆、协生印书局、与人合营的中华鞋铺就逐渐被债主所掌握，濒临破产。我当时不敢回保定，学费与生活费就此没了来源，就找到我父亲的朋友张镜清（在交道口任职），给他的三个孩子补习数学，每月的报酬10元左右，勉强够学费、饭费，维持到了将近毕业。
1936年暑假，我在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因北京工作待遇低，只好到边远地区工作。边远地方的单位每年在学生毕业之前即来信招人，工资可赚到100块现大洋。经同学介绍我到宁夏中学当教员，一起在那里教书的还有北京大学文学院毕业的刘仲武、刘滋培、王植先等同学，他们分别教国文与英文，而我负责教数学、物理和化学。我们四个人都在学校里住宿和吃饭，常在一起谈天，交流思想。这期间刘滋培介绍我看了外国记者斯诺、斯特朗等写的西北印象记等几篇文章，对我有很大影响，文章介绍了共产党、红军长征及在陕甘宁的抗日活动，我感到这是民族的希望，中国前途的希望。
一次校长告诉我说，宁夏师范的物理、化学一些课还缺人教，问我是否能兼课，我同意了。这样，我教的课程每天就有六堂，每个星期二十到二十六节课，只靠晚上备课、批改作业时间不够，我就挤用白天上课的时间。一般我用非常简练确切的语言讲述课堂内容，大约20分钟，余下20分钟解答问题、做作业，我就利用学生做作业的时间备课或批改作业。学生学习很轻松，成绩也好，所以很喜欢上我的课。我还自修英文，准备有机会时考取公费留学生，去国外深造。
1937年暑假，我不打算继续在宁夏中学教书了，就和刘仲武于6月20日前后起身，7月初回到了北平。临离开宁夏中学时，我对刘滋培与王植先说，不打算回宁夏中学了，要在关内另找一个中学教书，同时复习一段时间，遇到机会报考出国留学生。因当年有留学生的招考，我的愿望没能实现，于是想通过原化学系主任曾昭抡，报考他的研究生，或帮忙找个较大的化学工厂当技术员，结果没有找到曾昭抡。由于没有门路，技术员的梦也落空了。我就在北大原来住过的宿舍住下了，一是我与那里的服务员熟识，可以省房费，二是想找老同学介绍一所较好的中学当教员。我找了仍在北京大读书的原保定育德中学的几个同学，都因放暑假还没回北平。后来经刘仲武介绍我认识了董越千，他们俩是北大文学院的同学，很早就认识了。刘仲武住了几天，便回老家郑州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亡国的危机打破了我学当科学家的梦想。联想到刘滋培介绍看的那些文章，我在思想上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决心要参加抗战救国，到延安参加革命。这时董越千找到了我，告诉我他是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想离开北平去延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我们不谋而合，便商量一起走。要离开北平坐火车走平汉路，过卢沟桥时日寇检查很严，听说许多同学是从天津走的，我们就先乘火车到天津，再到了保定。我同父亲谈了要参加抗战救亡运动不能留在保定，父亲积极支持我投奔共产党、八路军。7月下旬，我们坐火车到了郑州，但听说经过西安比较困难，因为国民党军队封锁较严，而从太原去延安比较容易些，那里有平津流亡同学会，其中有很多董越千认识的同学。8月初我们经石家庄到了太原，参加了平津流亡同学会，那时流亡来的学生已经很多，还在不断地增加。我和董越千要求参加八路军，能入随营学校也好，或到延安的抗大经短期训练后就赴前线参加抗日。当时先分配我们到太原附近清源县的成成中学教书，让我教历史。我对历史不太了解，就找参考材料讲近代革命运动史，让同学们讨论，以达到宣传抗日战争的目的。教了大约一个月，八路军办事处就通知我们，同意我和董越千参加八路军，到前线去抗敌。这才明白，让教书的目的是考查了解我们。
由于晋察冀边区刚成立，急需干部，于是在平津流亡同学会确定了几十名学生组成一个队，其中有蓝田、张忱、田云、杨飞、靳毅和邓拓，由黄敬带队，穿山越岭到了五台县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驻地。聂荣臻司令员接见了我们全体学生，并讲了话，主要讲了抗日战争的形势与边区根据地的形势，然后开始分配工作。有些人直接留在军区工作，多数人跟着黄敬向东走，经过三、四天的路程，于9月下旬到了阜平，那时中央分局与边区政府还没成立。阜平是大山区，是晋察冀根据地的中心地带。我们都由晋察冀省委（以后改为北岳区党委）分配了工作。黄敬告诉我们，一同来的学生蓝田担任唐县的秘书，而董越千留在了阜平县担任县长，田云、杨飞也留在阜平县工作，张忱被分配到曲阳县妇女抗日联合会工作，邓拓则留在了晋察冀军区的抗敌日报社，我被分配到唐县担任县长。一般刚参加革命的大学生，开始都是到乡里锻炼或到区里农科所做技术工作，我不是党员，也没做过革命的工作，一来就让我当了县长，我知道这是边区政府和党组织对我的信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以八路军的名义发给我们每人一份委任状。由于这里离我的家乡很近，怕给父亲带来麻烦，我就将名字改为张冲。
我和蓝田带着介绍信经过曲阳到了唐县，但没有到县的领导机关，而是继续向东走到完县，将介绍信交给了负责党的工作的刘秀峰同志。记得我们在他那里住了一天，他要我们谈谈形势，那时我还不知道形势的意义，更不知道怎样谈法，就把能记得的在晋察冀军区听到聂司令的报告简单地谈了一下。随后刘秀峰告诉了我们唐县县委书记是李华（即臧伯平），要我们到唐县去找他，并告诉了我们唐县县委的驻地在北店头村。记得我到唐县的那天穿着一身黄军装，县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即中共唐县县委）组织了一些人，由臧伯平带队，敲锣打鼓从北店头村东的显口岭头上迎接我们，我非常激动。
中共唐县县委是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成立的，县委书记是臧伯平，组织部长是蔺延清，宣传部长是晋察冀省委派来的丁莱夫。县政府的工作由县委领导，因为开始边区政府与专署还未成立，行政工作特别是战争的动员工作就由第三军分区司令部政治部领导，王平担任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为黄永胜（后为司令员）。
当时的县政府在一个大院办公，有四个科，即民政科、财政科、实业科、教育科，还有秘书室（即办公室），此外还有公安局和司法科（名义上属于县政府机构，实际上主要由县委直接领导）。当时，县政府的主要干部已经由县委配备起来，除了我和蓝田是外来的，其他人均是唐县本地区的。县政府的秘书是刘锡嘏（中共党员），财政科长是马天水（中共党员），实业科长是刘秉章（国民党员），教育科长是方煦斋，民政科长是宋致和（中共党员），公安局长是赵玉京（国民党员），司法科长是宋慕舟（国民党员）。我们的任务是抗日战争的动员，主要的工作是抽粮抽税、收缴枪支（地主保安团）、镇压汉奸特务，以后还指导开展大生产运动，打仗时带领民兵破坏铁路、公路，组织、带领担架队救护伤员。我有信心做好这些工作，因为我的头脑清楚，逻辑性强，遇事冷静，从不急躁，又肯下功夫。每当有了新的任务，我总是先了解情况再分析，征求其他人的意见，然后动手干。在抽粮收税的工作中，调查每一个地主的家庭和财产情况，多次开会议分析他们的情况，根据这些情况分配纳税、缴粮的数量，原则是财富多者多纳税。有一次老百姓提供线索，说李成瑞同志的父亲家藏有枪支，八路军就将其父抓了起来，还搞了逼供信。李成瑞把这件事汇报给我，经过调查属于误传。我将此事反映给三分区领导，派人了解确实没有，马上制止。实际情况是：李成瑞父亲李登魁是敌战区的一个两面村长，白天应付日本鬼子，晚上从事革命工作。如果不去调查事实，险些造成冤案。
在县委领导下，各抗日救国的群众团体也相继成立，工人抗日救国会主任由丁莱夫兼任，农民抗日救国会主任由晋察冀省委边区农会委派的周幼农担任，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为从曲阳县调来的张忱，她是同我们一起从太原分配到晋察冀边区的。县委为了加强抗日战争的宣传动员工作办了一个油印的战斗小报，由蓝田兼任报社主任。
我担任唐县县长初期，还没占据唐县城。唐县县委、县政府驻扎在第一道山区的北店头村。日寇进攻时曾到过唐县城和山区边上。以后日寇侵占了唐县城。当日寇进攻时，我们县委、县政府县的机关团体就向山后转移到二十里地的山区。日寇撤回后，我们又回到北店头村，以后每次日寇进攻都是如此。
参加工作不久，我将要加入党组织的想法与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王平说了，希望能介绍我入党，他口头上答应了，虽然一直未办正式入党手续，但很快就让我参加了党的会议。由于经常参加党的会议，时间长了，县委与各部门的负责同志，以及县政府的负责党员干部都认为我是共产党员，并吸收我参加了县委，开始过组织生活、交纳党费，我也自认为此时就算是正式入党了。
1937年11月，发生了所谓“托派案件”，这个案件是先由冀中军区后勤部发出来的，牵涉到唐县县委组织内一些人。在离县委驻地三平地的一个村庄驻扎着八路军的一个连队，连长是李金才，他事先把托派案件简单的情况告诉了我，我听了很紧张，原来一直很钦佩臧伯平同志，虽然他比我小两岁，但早在1930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富有革命的斗争经验，没想到竟然是“托派”。参加革命我把所有的困难都想到了，唯独没有想到党内的斗争如此尖锐复杂。李连长说为了防止意外，让我约县委书记臧伯平到他们那个村的连队驻地，结果臧伯平一到，就被军区的锄奸部逮捕了。原晋察冀省委（以后是北岳区党委）派郗晓峰带领工作组到唐县调查了解托派案件与县委组织的情况。工作组了解情况后，宣布北岳区党委任命丁莱夫担任县委书记，丁莱夫于1939年入八路军后，县委书记是杨士杰。1939年9月，在中共北方分局书记彭真的关怀下，查明所谓“臧伯平托派问题”纯属坏人陷害，是军区锄奸部某位领导为了急于邀功，未经调查听信坏人造成的冤案。
1937年9月29日，日本侵略军攻占保定，父亲回到清苑东闾老家。在我担任唐县抗日政府的县长时期，初创时期的抗日根据地各种物资都很缺乏，便经常派人秘密回家，要父亲代买药品、染料、文具，买到后先送到东闾，再转送唐县。当时邓拓同志在边区主管宣传工作，印刷文件、资料，出版报纸，急需印刷设备和器材，就请彭真同志转告我，希望父亲把协生印书局的设备运来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斗争服务。1938年秋，我让堂兄张兰池（当时给我当警卫员）秘密返回东闾，向父亲转达了上述意思，父亲欣然答应，很快运来了一车药品、纸张、油墨，年底又运出了一批医疗器材、印刷机和铅块等。1939年春，日军封锁一天比一天严紧，原来的道路已无法通行，父亲将16开印刷机拆卸包装，连同铅字、铜模，计划从水路运到白洋淀，经陆路转运。但由于汉奸陈雨田的告密，装上船的设备在保定南关被日本宪兵队扣下了，父亲也被宪兵队逮捕。宪兵队用酷刑追问这些东西准备运往何处，父亲一口咬定：“生意不好，运到天津拍卖。”日寇妄想收买父亲为他们工作，还向他提出“把你儿子张冲叫回来，我们给他事做。”父亲回答：“我没有张冲这个儿子，我儿子张林池在德国上大学，学化学。”“你可以当商会会长，愿做别的事也行。”父亲说：“我闲散惯了，不愿做事，也做不了事。”宪兵队给他一个月的时间回家考虑。到家后，父亲立刻将准备运走的东西加紧启运，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划，转运满城的安排快要就绪了。1939年5月30日，当他正考虑自己脱身前往根据地的办法时，被日本桑木特务机关的便衣特务逮捕了，从此没有回来。父亲死了以后，保定市委与城工部安排我的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到延安学习去了，还有一个妹妹留在敌占区继续做地下工作。
1938年初，晋察冀边区代表大会召开，大会上选出了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宋劭文（中共党员身份未公开），副主任委员胡仁奎（公开身份是边区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实际是秘密共产党员），委员有张苏（中共党员，担任过党组书记）、刘凯风（无党派人士，兼教育处长）、娄凝先（中共党员，曾担任过边区秘书长）、刘奠基（边区国民党主要负责人之一）、李杰庸（中共党员，晋东北专署秘书主任兼代理专员）等。唐县的代表是由县委提出，征求县政府和群众团体的意见后确定。
1937年到1939年的抗日战争初期，我在唐县担任县长时期，唐县镇压汉奸特务一百多起，案件均经公安部门侦查或群众检举报告，再经公安局侦核定案逮捕，然后经过县委研究决定，由司法部门审判处决，公布执行。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是很尖锐很复杂的，除了晋察冀边区政府的国民党是公开的，各县的国民党员均是秘密的。唐县在抗战时期的第一个公安局长是赵玉京，特务队长（侦察队长）是窦国贞，他们都是国民党员，后来发现与汉奸特务有勾结，被逮捕处死。实业科长刘秉章与另一科员回家乡搞国民党的秘密活动被我党发现，处死在当地。司法科长宋慕舟和曾担任过区长的哪迈千经常联系，伪装靠近共产党，其真实目的打入共产党，后来我们发现他们在背后搞国民党的秘密活动，反扫荡中秘密用石头砸死。实业科有个科员名字叫张伯英，但实际上他是唐县国民党的负责人，开始时他的国民党身份是秘密的，后来因国共两党搞统一战线，他的身份就公开了。晋察冀边区第四专署成立后，调了唐县一些干部到专署工作，张伯英也调到专署实业科工作。不久，晋察冀边区的国民党负责人胡仁奎等就指派张伯英为第四专区的国民党负责人，并通告了我们，这样国民党就完全公开了。我们在政策、工作上与国民党的斗争，主要是反对他们的投降政策、分裂政策、倒退政策，我们的政策是坚持抗战，团结与进步。我们召开了多次群众大会，揭露与反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经过这些斗争，张伯英害怕了，便偷偷地跑掉了。由于国民党在县政府工作人员中的发展是很秘密的，有些同志曾被怀疑过是国民党员，经审查后证明不是，部分同志后来还被发展为共产党员。
1939年初，地委与专署成立，组织将我从唐县调到晋察冀边区第四专署任专员，由阜平县委书记李铁亚任民政科长，实际上主要做党总支的工作，公安科长是陈守芬，财政科长是申玉洁，粮食科长是郭健，陈舜玉为秘书主任（以后是靳毅），我们这个班子非常团结。专署是战时政府性质，任务就是抗战的动员工作，指导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抽粮抽税，实行统一累进税。因为正规部队与地方武装扩大了，粮食柴草的供应任务就更大了，还要组织从冀中平原向山区的大运粮，并供给冀中等过往部队的粮草。那时边区政府已经成立，行政工作就受边区政府领导，但关于抗战的动员工作，军分区仍然很关心，实际上还是起领导作用。
1939年10月，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和第一一〇师团等部共2万余人分成几路，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进行大规模“扫荡”，形势非常严峻。当时三分区司令部、政治部、地委、专署的机关人员多，如遇到敌人就可能受到大的损失。经分区政治委员与司令员研究，如遇敌情危急决定分为两路转移，一路是王平、黄永胜带领，一路是詹才芳（副司令员）带领，刘杰和我仍然是随王平、黄永胜带领的那一队走。
有一次，日寇从完县、唐县分几路向根据地一路扫荡而来。分区司令部原定沿唐县一个最大的山——白花山上走。后来敌人逼近了，山上很难走，又改为从山边走，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而地委组织部长郗晓峰等几个人仍沿着白花山上走，结果遇到了敌人，经过激烈的战斗，全部牺牲。
最为严重的一次，是我们向阜平神仙山转移。神仙山是位于阜平、涞源、唐县交界的一座大山，靠近北岳恒山。当我们到了山下的炭灰铺时，天已近黑。侦察员跑来报告说：日寇分七、八路向神仙山区域包围扫荡。于是，政治委员王平与司令员黄永胜立刻决定大部队上神仙山向东突围，遇到敌人时便分为两路冲出去。我们连夜走，大约走到第二天的中午，连走了一百几十里路，终于转移到了神仙山区东面的唐县境内。路上听说，夜行军时有一个同志在很狭窄的路上掉下山谷牺牲了。我是高度近视，夜间更加看不清山路，便让分区武装部长尚英在臂上扎了一条白毛巾在前面走，我就跟在他的后面走了一夜。
1940年，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后，暴露了我们的力量，日寇即抽调大量兵力，向敌后根据地大举扫荡。在平原地区，他们采取蚕食政策，封锁，建保甲，很多平原地区的村庄暂时变成了游击区，根据地缩小，游击区扩大。由于扫荡特别残酷，有好几个村庄被敌人全部烧光，将抓到的人杀光，许多县乡政府干部、群众骨干分子都在那次扫荡中牺牲，定唐县县长赵锡廉也牺牲于那次扫荡。之后，地委传达了晋察冀分局书记彭真的指示，实行（在农村）“革命的两面政策”，即由农村党支部派出忠实可靠的人当伪村长，表面上公开地应付敌人，报告一些公开的消息，实际掩护我们的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并且掩护我们的干部秘密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发动群众支援与保护游击队的活动，保护抗日干部的活动。
在反扫荡中，地委、专署的工作人员一部分到县区工作，一部分随着第三军分区行动，听分区司令部的指挥。地委书记刘杰和我随着王平、黄永胜同志一起走、一起住。大约在1940年到1941年间，我们随军分区司令部、政治部由唐县向平山转移，经过曲阳县的山区到阜平县境，在夜行军过程中由于看不清路，我和几个同志走岔了道，找不到大部队了。后来找到了曲阳县的地方干部，由他们带领我们向西走，才又赶上了大部队。由于我们情报来源多，侦察工作做得好，老百姓向着我们，即使敌人知道了我们领导机关的驻地，机械化部队再迅速，不管派出几路部队合围，每次都扑空。有一次，我们在炭灰铺，司令员黄永胜和部队的几个人打扑克，我们好几个人在一起聊天，政委王平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敌人已经出发欲向此地包围，再有四、五个小时就可到达。边区的村与村都挂着电话线，各村的老百姓可随时向我们通报消息。王平同志能力非常强，他总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于是我们兵分几路向外突围。我带着成仿吾和几个联大的领导共十几个人连夜翻过大山，随时给侦察员打电话了解敌人的动向。
1942年，延安开始整风，上级要求敌后根据地也要“整顿党的作风”。在晋察冀根据地的各级党的组织、政府与群众团体就展开了整风运动。开始我在专署参加整风，年底我参加了分局（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召开的全边区的整风大会。拿到毛主席在中央党校的报告《整顿党的作风》与在干部会上的报告《反对党八股》后，我们立即进行了传达。随后收到康生关于整风运动报告的传达和解释，整风运动就进入了学习文件阶段。
在学习中，根据康生的传达与解释，着重领会毛主席报告的精神实质，经过反复讨论，理解其历史意义，就是打仗再频繁也要进行整风，不但在党内进行整风，我们还向全体干部进行传达，动员大家自愿参加，特别是动员大家向我们提意见，帮助我们整风。表示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希望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除了动员与传达报告以外，整风的学习与检查主要是以小组为单位。我主要参加党组的会，有时参加办公室的小组。那时党组成员有：李铁亚（曾改名李特大，专署民政科长，总支书记，整风小组副组长）、陈舜玉（专署秘书主任，总支委员）、陈守芬（专署公安科长，总支委员）、纪之（专署教育科长）。有时还吸收申玉洁（财政科长）、白虹（实业科长）、王化民（粮食科长）参加。
在学习文件着重领会精神实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像毛主席教导的：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要“有的放矢”地用毛主席的报告解决我们的思想问题。这样，整风运动就由学习文件阶段进入自我检查与互相帮助阶段。
经过自我检查，大家的教育与帮助，使我开始认识到自己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是很严重的。我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个学化学的大学毕业生，在参加革命工作以前上了十六七年的学，从来没有参加过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过去我一直认为自己很有知识，而且有化学的专门知识，还常想表现自己。如当时按照“有人出人，有钱出钱”的方针，研究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时，我就用数学的方程式求累进的比例，而不是从实际出发。另外，没有从思想上解决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那时以为参加了革命，参加了党，就是背叛了原来的阶级——资产阶级，就站到了无产阶级立场上了，就很少注意改造世界观了。在反对宗派主义上，检查了自己的本位主义：从自己工作的地区出发，从自己的工作单位出发，以至于有时没能完全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也检查了自己在讲话和作报告上的党八股作风。
1942年底或1943年初，晋察冀边区北方分局召开了一次整风的大会，大会是在阜平县东北部一个村庄开的，时间是一个多月。那时彭真早已去延安，聂荣臻司令员也到延安去了，大会由程子华（北方分局的负责人之一，晋察冀军区的政治委员）主持的。
大会的进行，大致是先学习毛主席的报告《整顿党的作风》与《反对党八股》，以及康生的传达和解释；开展对党的路线的讨论与斗争；进入自我检查与互相帮助；最后进入审查干部。
大会除了动员报告、大会发言以外，主要是开小组会。我参加了第三军分区与地委合编的小组，小组的成员有：王平（整风小组长，三分区政治委员）、黄永胜（三分区司令员）、权星垣（地委委员，宣传部长，代地委书记）、詹才芳（三分区副司令员）、李济寰（地委委员，城工部长）、刘杰（地委书记，开整风大会时已经去延安学习或开会）。
大会动员报告后，主要是开小组会，先学习毛主席对整风的报告与有关整风的文件，接着就进入讨论党的路线及其路线斗争的阶段。大会印发了毛主席有关路线教导的著作，同时也印发了王明一些有关的文章与讲话，以便对照着进行讨论。过去我们对于党的路线很不理解，这次对照着进行对比和讨论，开始清楚了正确的与错误的，革命的与反动的；认识了王明的错误路线，从过去“左”倾机会主义走向后来的右倾机会主义。在会议中着重讨论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建设抗日根据地的问题。用毛主席关于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教导批判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路线。提出王明路线就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
在讨论党的路线基础上，也批评了晋察冀边区党在统一战线、开展游击战争与建立根据地的错误，没有提名字。
小组会在讨论了党的路线、开展了路线斗争之后，就进入自我检查与互相帮助，每个人都进行了自我检查，都按照毛主席批评指出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进行了对照检查，同时互相帮助，小组会外，还有个别谈话的启发帮助。
我在自我检查上基本是会前在专署进行整风中所说的那些问题。主要还是对知识分子认识上的问题和本位主义问题。除了上次所说的那些，检查了自己长期在三分区（即第四专署）工作，干部之间熟悉了，就容易互相谅解，保持一团和气；而对于其他地区的同志不熟悉，看到人家的优点就少。
自我检查后，进入了审干。我们每个人都在小组会上把自己的历史介绍清楚，把家庭出身个人成分介绍清楚。我们小组的同志在一起工作时间比较长，互相了解得多，因此，没有怀疑的地方就不再进行追问了。
大会最后还用典型的自我交待带动审干的进行。大会结束以后，我们地区的整风运动就逐步地转入审干。审干是由各级党委直接领导与掌握。专署就是把本机关的一些党员干部进行了审查。
1943年，决定调我去延安学习，但晋察冀边区政府又把我留下了，分配到实业处工作，当时边区行政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宋劭文，副主任委员是胡仁奎，委员兼实业处处长是刘奠基（定庵），我被任命为副处长。实业处的工作主要是指导农业生产，当时开展了互助运动，每年召开一次劳动模范大会，介绍组织劳动互助的典型经验。
1945年到1946年张家口解放后，我随着边区政府进入张家口，担任交通局局长，一年多的工作主要是接收并领导邮政局、电讯局、公路运输、汽车队，还管过一个时期铁路局。
1946年至1947年，我军撤出张家口后，我回到了边区仍担任实业处副处长，处长还是刘奠基。
1948年9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主席是董必武，副主席是杨秀峰。我被调入农业部任副部长，部长由晋察冀边区政府主任宋劭文同志兼任。这期间的工作主要指导农业生产，同时开展了组织互助组和劳模运动。当时耿长锁的合作社已经经过四五年的考验，证明是成功的，就开始试点推广。这时边区得到很大扩展，有了一定的经济与物资力量，为了促进互助合作的发展，制定了一些具体措施以发展农业生产，如兴修农田水利、修渠打井，制造与推广水车，办试验农场，培育与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增施肥料，发展畜牧业，植树造林，开展副业，等等。
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取消，我被调入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工作，开始担任办公厅主任，党组委员。农业部部长是民主人士李书城，副部长是罗玉川，兼党组书记。1951年，罗玉川调到平原省工作，我担任副部长，代理党组书记。农业部每年都要根据中央的指示起草生产动员的文件，以国务院的名义发表，主要工作与华北农业部的工作大致相同。农业部与各财政经济部门除了国务院直接领导外，还受中央财经委员会的领导，那时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主任是陈云同志，副主任是薄一波、李富春。我们除了参加国务院的会议外，还经常参加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会议，直到1953年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三反五反运动开展后，调我到天津任工作组长，负责中央各部门与国务院各部在三反中揭发来的材料及天津市三反中有关问题的查证核实工作，各部都派有负责同志参加了这个工作组。农业部的三反即由办公厅主任王法武负责。在那年国务院讨论农业方针的农村工作会议上，有人不同意农业部代表国务院起草对农村工作的指示，会上争论不一。我从天津回来后，周总理让我说明修改起草文件的意见。在国务院会议上，我的说明反映了大家的意见，比较符合当时情况，得到大家认可，获得通过。
1952年4月，中央组织了农民代表团赴苏联参观，主要成员是全国各地劳动模范的代表与少数农业工作的领导干部，近二百人，指定我为团长，东北农业部副部长魏震五与华北农业局副局长苟昌五为副团长。到苏联莫斯科后，苏联的农业部长出面接见并商定参观计划，平常与我们联系的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骑兵元帅布琼尼。由于我们这个农民代表团人数较多，就分为四个组，分赴苏联南部的几个地方参观，参观的时间是四个月。
1953年，中央农村工作部成立，农业部就由中央农村工作部领导（部长邓子恢，副部长廖鲁言），同时任命王观澜和刘瑞龙为农业部副部长。我们从苏联参观回来不久，就开始进行新三反，王观澜副部长认为农业部在前几年的发展年的发展农业生产、促进互助合作运动中实行的措施是盲目冒进，没有从小农经济出发，脱离了广大农民的实际情况，比如兴修农田水利，推广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等），推广深耕与合理密植的耕作法，推广优良品种等等，都有要求过高过急的地方，我曾经进行了多次检讨，表示我们在一些具体措施上，有些要求过高、过急，但大方向不能否定，这些措施不能取消。新三反后王观澜写了总结报告，邓子恢加了批语，由刘少奇批转全国。
由此，1954年在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开展了一场大争论，一个多月会还开不下来，许多地方党委对此不满，因为那些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农业互助合作化的具体措施都是由各地做的工作，农业部只不过是提出了问题与一些计划。当时华北、东北以及西北的一些老解放区已经发展的互助组、合作社占农户的一半以上，经济结构已有所变化。最后邓子恢在大会上两次讲话，重新肯定农业部的工作成绩。
1956年，中央农垦部成立，王震为农垦部部长，调我担任农垦部副部长，同时把农业部原国营农场管理局的全部人员与有关人员也调到了农垦部。王震部长坚决跟随毛主席、周总理，忠心耿耿，也起模范带头作用，为了开发北大荒，他经常到垦区，亲自参加开荒、修水库抬土等劳动，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赞扬。他做事敢说、敢当、敢干，但有时调查研究不够。他曾经拟议把农垦部搬到北大荒，我提出意见，农垦部应该设在北京，便于领导全国农垦的工作，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华南橡胶垦殖区需要扩建，都需要北京的统一领导。1958年春，为了能亲自参加开发北大荒，我向王震部长请求到北大荒工作，邓子恢等领导同意了我的意见，经中央批准，任命我到合江地委担任第一书记。同年成立了牡丹江与合江两个农垦局，开始时王震部长兼合江农垦局局长，黄家景为副局长，王震部长不兼了，黄家景就任局长，我主要是从地委方面加强对开垦北大荒建设的帮助与支援。
20世纪50年代，国外有大量养鸡的经验，王震部长听说后，觉得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提高，决定在以国营农场为主的北大荒推广，命令让每个农场盖养鸡大楼。我知道这是没有从实际出发，因为我们还没有大量养鸡的技术和经验，条件尚不成熟，但我怕不执行就是对大跃进不支持，就和其他几位农垦局的领导商量，担心办不好，大家都不好表态，自己也就不坚持了。结果所有农场的养鸡大楼都赔钱，后来不是拆毁就是另作别用，真是劳民伤财。这就是我没能实事求是所造成的一个很大失误。
1958年，全国搞大跃进大炼钢铁，开始我也很积极地支持，一年后看到生产、物资越来越滑坡，矿石不好采、品位低，花钱不少却炼不出多少铁，不敢反对，但不再支持了，任其自然消亡。因为你炼不出铁就亏损，没钱了就熄火了。人民公社土地深翻、密植，办大食堂，我觉得是不科学的，尤其是土地深翻、密植，因为我学过农学，所以从不支持、鼓励，但别人做，自己也不劝阻。农垦局以王正林为首的领导和以刘岑为首的农业科学工作者都反对深翻三尺、密植、供给制、大食堂，我说只要能提高生产就对。王正林同志注重调查研究，善于总结经验，乐于听取群众意见，我不好公开表现出他们那样鲜明的立场，但我可以支持他们，为他们打掩护。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合江农垦局的农场都能吃饱，农村比较困难，就从农场调出几千吨粮食支援农村度灾荒。
当时合江地委农村部长提出搞土地深翻，我们几位领导都反对，他就到勃利县搞试点想推广，结果没搞成。1959年，我陪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同志到桦川县和集贤县视察，看到当地公社发粮食，发牙刷、牙膏，还发一些农民多年不用的东西，结果分光了库存就没有了。这样很清楚地明白，平均分配、大食堂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趁此机会我向欧阳钦提出了小型化生产队、“人合心，马合套”，比大队、大公社会好，欧阳钦同意了我的意见。后来在省委的一次大会上，农村工作部门反映，说我反对公社化，欧阳钦书记就反驳他，说这些政策不是反对公社化，而是责任制。那个人一看第一书记说话支持，就不吱声了。后来经统计，合江地区的农业收成好于黑龙江省的其他地区。
在全国提倡农业密植时，我到北京郊区参观，看到水稻太密太厚，不通风，根本长不起来，就用通风机吹。在南郊农场回来的路上，他们说亩产达到一万斤，我根本不相信，就对王震部长说：产量是假的、虚的，不科学，王震同意我的观点，也承认是假的。
1963年，东北农垦总局成立，指定我兼党委书记与局长，至1965年。
1964年，调我到黑龙江省委任书记处书记。一次谭震林到哈尔滨，要求我汇报农村工作，我讲了两点，一是抓好生产队这个基本生产单位，整个农村就好办了；二是按劳分配，不吃大锅饭，不捧铁饭碗。谭震林对此很感兴趣。
退休之后，我几乎每年都要到黑龙江垦区看看，我对那里的感情太深了。一次，看到方正县引进了日本的水稻种植技术，产量达到了一千斤，觉得三江平原水源丰富，适合水稻生产的发展，我将自己的想法向省委和农业部进行了汇报。1990年代黑龙江垦区的水稻发展迅速，从三万多亩发展到一千万亩，亩产达八百至一千斤。
（张希玲整理）
本文转自李向东、张希玲编《清淡人生——张林池陈舜玉纪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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