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金以林作序推荐，张燚明著《边币与抗日根据地金融事业的建立和发展（1937—1942）》出版
边币与抗日根据地金融事业的建立和发展（1937—1942）
张燚明 著
平装·288页·22.6万字
89.00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6年6月出版
序
金以林
我们考察一段历史的演变，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掘的史料越来越多、观察的视角越来越广，加之研究范式的不断更新，从而看到更多的变化和影响。抗日根据地史研究，如果仅简单地考察其创立过程及当时的作用，那么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将其置于历史的长河中持续观察，才能发现更多对当下社会变迁的影响。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无论是19 世纪中叶的巴黎公社，还是20世纪初的十月革命，都是以城市暴动、武装夺取政权为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也几乎是以强大的苏联红军为后盾建立起来的。相较而言，新中国的成立有着明显的不同。
谈到中国革命胜利的核心因素，我们最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在很难。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领袖仍首先选择城市暴动，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毛泽东等则创造性地提出了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
那么，这条道路又是如何“走”出来的呢？首先就是在农村建立一批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尝试政权建设。从井冈山开始，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通过游击战开辟的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在政权建设、发展经济、社会改造等国家治理层面，中国共产党都在根据地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培养了一大批领导干部和专业管理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主要机构，几乎都可以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找到雏形。更为重要的是，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国民经济构成等立国之本，也都形成于抗日根据地，这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建政之初无法具备的条件。今天，我们重新思考这些立国之本，就不难看出新中国与根据地血脉相连的密切关系。
以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为例，它被誉为新中国创建的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高等学府。其前身是抗战全面爆发之初在陕甘宁边区创办的陕北公学，当时主要是一所干部培训学校。随着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壮大，华北大地上，晋察冀边区政府将从延安撤出的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四校合并，创办了华北联合大学；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则创办了北方大学。两校均开设了真正意义上的本科教育。1948 年，两个边区政府合并为华北人民政府，这两所大学随之合并为华北大学，原来两校校长吴玉章、范文澜分任正、副校长。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主要由华北人民政府组成。进了北京，舞台更大了。中央政府在接收旧政权留下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同时，将华北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大学。从人民大学的发展历程看，这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之初是完全不曾有过的成功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党史资料征集部门整理、编辑、出版了大量档案文献。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批文献因发行数量少、图书馆收藏不全，未能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充分利用，这段可歌可泣的中国故事也因此未能得到充分讲述。
例如，陕西人民出版社40 多年前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共400 余万字，据编者说是从5000 多万字的原始档案中摘编而成，全面展示了边区财政工作。根据地财政不仅有力地支持了抗战胜利，更是中国从传统财政向现代财政转型的重要探索，为新中国财经制度、税收制度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对我们今天建设现代财政制度仍有启迪作用。可惜的是，我们只看到这400 余万字的成品，其余数千万字的档案散落在何处，无人知晓。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每一个抗日根据地都整理出版过大量财政史料，仅我所知，同样规模的还有档案出版社的《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南开大学出版社的《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等。它们呈现了大量丰富多彩、有血有肉的根据地建设画面，却长期未能得到充分利用。
由于史料利用不充分，已有根据地史研究成果在宏观领域往往存在一定的概念化倾向，而在微观研究中又有一种声音认为现有成果过于碎片化。我个人的体会是，宏观研究要有重大突破，必须在微观成果积累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不能简单地对研究对象下定义、作定性。碎片化也有其必要性——只有将无穷的细节研究透彻，才有可能高度概括出更加接近事实、更具说服力的宏观叙事。
21 世纪以来，无论是社会需求还是学界兴趣点，都在慢慢转变，研究也越做越细。其中，来自民间的许多历史爱好者是一股有生力量，他们能从分散的中外文献中认真考证细节，比如交战双方武器弹药使用的黑色和黄色炸药比例、枪弹的有效射程、作战服装的优劣比较等。有些内容读起来不仅有趣，还有一定说服力。以往传统的学院派研究思路更关注国际关系、重要会议决议、重大战役等，这类研究很重要，但大多为宏观研究。理论上该不该如此，与实践中能不能做到，时常是脱节的，所以关注细节同样很有必要。但普通史学爱好者又因缺乏专业训练，在史料运用上常会将时间、空间搞混，容易造成硬伤。
一个可喜的变化是，最近十余年成长起来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正在努力改变这种状态。他们做的研究非常细致，有些博士论文讨论抗日根据地的后勤建设，可以详细论述医药如何保障、医生和护士如何培养、受伤战士治疗后如何重返战场，或因伤病致残后如何抚恤和重新就业等问题。只有对这些细节进行研究，才能进一步推动根据地史走向深入。而其基础建设，就在于史料文献的广泛搜集、整理，并通过互联网与研究者充分共享，以此打通史料搜集的壁垒。
进入21 世纪数字化时代，利用互联网平台，通过民间众筹方式可以极大丰富档案文献的来源。2016 年，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担了“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以下简称“抗战平台”）的建设，该平台公开、公益地向全社会开放。
2020 年，“抗战平台”经家属授权，上线“张林池陈舜玉夫妇抗战文献专题库”，这一批文献资料主要为他们在抗战期间的工作笔记、会议记录和工作报告等手稿，均属首次披露。张林池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抗战期间先后任晋察冀边区唐县县长、第三专署专员以及边区政府交通局局长，战后任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副部长等职。从他的履历中不难发现边区政府体系化的内设机构。陈舜玉1937 年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也曾任唐县县长，是晋察冀边区唯一的女县长。这批难得的文献必将促进我们对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研究。诸如此类，民间有很多文献“富矿”，蕴藏的史料多到无法想象。例如，八路军总部抗战时曾长期驻防山西省武乡县。近年来，当地政府同八路军将领的后代合作，建立八路军纪念馆，征集了一批后代捐赠的有关根据地的资料文献，如指导游击队、民兵埋地雷、挖地道的油印小册子，各个根据地发行的不同版本的《论持久战》，以及太岳军区第三军分区《战斗报》等油印小报。
因这类文献保存不够完整系统，以往各级档案馆少有收藏，也很少进入图书馆的收藏视野，只有少数文献作为文博系统的展示品，或分散在个别学术机构。“抗战平台”可充分利用数字化方式，努力将这些散落在各处、数量可观的文献汇集上线，丰富研究者的史料来源。
另一大史料来源是海外收藏的近代中国稀见文献。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完整复制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典藏的20 世纪30 年代国民党将领陈诚“围剿”中央苏区，以及1947 年胡宗南“闪击”延安时获取的根据地各类文献。其中有一本油印小册子——《各种赤色体育规则》引起了我的关注。书中详细介绍了如何组织篮球比赛和篮球比赛规则，并配有篮球场的长宽尺寸，以及篮板和篮网高度位置图等。
用今天人们的眼光看来，这实在是平常不过的内容。但如果将它放在20世纪30 年代江西农村来考察，谁能想到在那落后封闭的山区，中国共产党在基层政权建设中就曾尝试通过现代体育比赛的方式，将农民有效组织起来，在讲求规则的前提下进行团体运动，培养集体意识。这何尝不是一种相当成功的社会动员和组织方式。
上述丰富的史料，无疑都是革命史研究的重要范畴，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实践。每一种新范式或理论的推出，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渊源，都能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全新的分析工具和研究视角。这些有益的尝试从不同方面丰富和深化了根据地史研究，并带来历史叙事的变革。只有在不断发现并尽可能全面掌握史料的基础上，才能在研究内容、方法和历史认识上超越既往研究范式，最大限度回归历史、揭示真相。其中，青年学者赵诺的《太行山上：中国共产党太行根据地干部政治成长史》和王龙飞的《全民皆兵：太行根据地的武装体系（1937—1945） 》等著作，正是这方面独特而有益的尝试，令人耳目一新。
张燚明博士的这部新作《边币与抗日根据地金融事业的建立和发展（1937—1942）》，也是他十余年来在这方面辛苦耕耘的成果。
2011 年，张燚明从北京大学本科毕业后报考我的研究生，是我招收的第一名硕士生。当时近代史所刚刚复制了国民党党史馆100 余万页档案，并对社会开放。我让他先好好阅读这批档案，寻找自己感兴趣的选题。他看中了党史馆《特种档案》这一全宗，总量有30 余万页，主要是抗战时期国民党中执会秘书长掌管的一批战时核心档案。其中有多卷档案记录了国民政府财政部、地方政府对抗日根据地使用边币情况的报告，主要涉及边币在沦陷区与法币、日伪政权发行的伪币之间的关系等。在这批新史料的支撑下，他完成了近十万字的硕士论文，主要从国民党的视角考察边币的作用和影响。尽管视角相对单一，但通过这批前人未曾利用过的档案，清楚梳理了战时国民党对边币的认识。毕业后，他赴复旦大学历史系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战时国防最高委员会，但仍始终关注着边币的历史。其间他投入大量精力协助我承担“抗战平台”的建设，在广泛搜集抗战文献的同时，重点关注边币的发行者—— 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档案，完成了这部根据地金融专著，系统阐释了抗日根据地如何发展壮大金融事业、完成财政独立和政权建设。
我曾同燚明分享过自己成长中的一段经历：我的博士论文《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修改后投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有幸得到首席编辑徐思彦的青睐而列入出版计划。全书最初写了近50 万字，大量引用世纪之初赴海外查寻的新解密国民党档案。徐老师看后要求我，论述过程中能用三条史料解释清楚的，就不必罗列五条，心里要始终想着读者。为此，我狠心删了近十万字。当时心里真是不忍呀。不过事后看来，删除后的书稿线索更清晰明了，更有说服力，也更增加了可读性。燚明的这部专著同样有着我当年的执着，史料堆集得过多。但这又何尝不是自己成长中撰写第一部学术著作的真实心境。不改也罢。以此与燚明共勉。
内容简介
边币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人民军队、金融机构和经济组织发行的货币。边币的发行，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从晋察冀边币诞生，到冀南银行、陕甘宁边区银行等相继建立并发行边币，再到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边币广泛流通，边币的发展历程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金融斗争智慧。这一过程不仅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保障，更为新中国金融体系的建立积累了宝贵经验。
作者简介
张燚明，北京市人，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中国索引学会理事，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总编室副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与数字人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在《中共党史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
目录
导 论 / 001
第一章 边币发行的内外因考察 / 023
第一节 红色货币的发行历程 / 026
第二节 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后的华北金融局势 / 037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光华商店代价券的发行 / 050
小 结 / 060
第二章 晋察冀边币的发行历程 / 063
第一节 晋察冀边币的发行 / 066
第二节 晋察冀边币突破封锁 / 075
第三节 晋察冀边币走向稳定 / 092
小 结 / 100
第三章 冀南银行与冀钞 / 103
第一节 冀南银行的建立 / 105
第二节 冀钞发行 / 115
第三节 冀钞逐步占据流通市场 / 121
小 结 / 128
第四章 陕甘宁边币的发行与巩固 / 131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压力 / 134
第二节 停用法币 发行边币 / 141
第三节 陕甘宁边币赢得民心 / 146
小 结 / 157
第五章 边币在货币斗争中取得初步胜利 / 161
第一节 边币从华北走向华中、华南 / 164
第二节 建设救国公债与边币的推广 / 172
第三节 各抗日根据地红色货币的成长历程 / 187
小 结 / 195
结 语 / 197
附录一 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藏《特种档案》中有关边币的文献目录 / 201
附录二 斯坦福大学藏《陈诚文献》概览 / 233
参考文献 / 248
后 记 / 272
编辑：周畅
审校：宋荣欣 李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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