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捐赠】《京韵大鼓史略》前言
我父亲王家齐这本将近九万字的书稿《京韵大鼓史略》，在天津市文联原党组书记孙福海先生和天津师范大学教授王振良先生的鼎力相助下，终于要问世了。这件事的完成实在一波三折，太不容易了……
光阴似箭，今年我已经是七十五岁的人了，这本书的印行又激起我无数的回忆。爸爸的音容笑貌再次浮现到眼前，不由得又一回泪流满面。
我和爸爸的感情如此之深，是因为从我小时候记事起，就知道妈妈有肺结核病——六十多岁的奶奶不仅要操劳全家人的吃喝，还要照顾半身不遂的爷爷——所以从小到大都是爸爸带我，我的一切事是爸爸管得最多。为了减轻奶奶的负担，爸爸无论是工作还是去参加各种活动，大部分时间都必须带着我，我就是爸爸的跟屁虫。
记得小时候，我家每天都是很早就吃晚饭，因为饭后爸爸要带我到南市的红旗戏院去值班。当时我家住在营口西道与西康路的交口，我们要步行一大段路程，到市一中乘公交汽车，再换乘电车才能到南市。等我们到剧场后台，一些演员都准备开始化妆了。五六岁的我最爱看女演员化妆，那时常宝霆、苏文茂、新韵霞（徐秀英）、新韵虹（徐秀蓉），还有常哄我玩的小陆姐姐（陆倚琴）等那些年轻人，经常边化妆边互相打逗。一次小陆姐姐刚把烫过的头发用分头针精心地挑出整齐的大花，突然就被常宝霆那些小伙子们偷偷地从身后给拨拉乱了，气得小陆姐姐追着他们喊。此时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我也跟着傻笑，但这时我不知道爸爸正在忙些什么。
戏开始了，爸爸让我坐在侧幕后边的椅子上，嘱咐我不许出声，也不许乱动。那时的我有些节目根本看不太懂，但是不管我爱看还是不爱看，也必须要乖乖地坐一晚上。然而也正是那段时间的经历，让我有幸接触到了天津曲艺界许多著名的老艺术家，观看了他们许多演出。如张寿臣、常连安的单口相声，常宝霆、白全福及郭荣启、朱相臣的对口相声，王佩臣及其徒弟新韵霞的乐亭大鼓，石慧儒的单弦，小彩舞（骆玉笙）、小岚云（钟俊峰）的京韵大鼓，花五宝（张淑筠）、花小宝（史文秀）的梅花大鼓，王毓宝的天津时调，曹元珠、王元堂、王宝霞的河南坠子，陈亚华、陈亚楠的魔术等。他们的节目我天天看，有的能看懂，有的看不懂，所以看着看着，有时看笑了，有时看困了。但是他们的形象和他们的节目，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戏散了，台下一片空空的座椅没有观众了，剧场内的灯也暗了许多，每天这时爸爸总是还要和两三个人站在台中央说个不停，我只好站在旁边等呀等，天天如此。现在回想起来，我明白了，他们可能是在总结当天的演出情况，并提出转天演出需要注意改进的地方。
每当我和爸爸回家走到南市口准备上电车前，我总要缠着爸爸非让他给我买一套煎饼果子吃。南市及和平路的街上灯光很亮，我边吃边和爸爸说个不停。记得爸爸曾夸奖过苏文茂，说他很聪明。爸爸还说过小陆姐姐在台上眼睛乱动很不好，他告诉我只要上台演出，眼睛绝对不能东瞧西看，作为演员台风一定要端正。同时他还告诉我，在和别人说话时，眼睛也必须直视对方，这是对人家的尊重。到市一中下车后，营口道的路灯就没有那么亮了，我又累又困，双手摽着爸爸的胳膊，爸爸拖着我一步步走回家。
平时爸爸下班回家后，总是先把奶奶做完的饭菜盛好，端到妈妈住的那间屋。因为怕妈妈的肺病传染大家，所以妈妈不跟我们同吃同住。爸爸把饭送给妈妈后，总是要陪妈妈一会儿，等妈妈吃完饭，他才回来自己再吃，所以爸爸总是全家中最后一个吃完饭的人。
我上小学一年级下学期时，妈妈去世了。从此之后，爸爸就更加疼爱我了。那时候，市面上时兴什么新东西，爸爸总会给我买。比如苏联的花布，新出的宽条绒，爸爸都买来让裁缝小铺给我做衣服。还有刚刚面市的塑料雨衣，一件就是十四元，爸爸也给我买了，可爸爸自己却仍然用旧雨伞。春节过年时，奶奶用她存的老布料给我做了新棉衣，爸爸觉得衣服太素，小女孩穿不好看，他就买来带光片的花辫子，让奶奶把领口、袖口及衣服所有的边上都缝上。这回我的新棉袄一下子像睁开了眼，漂亮极了，非常好看。过年前夕，爸爸年年如此都必须带我去娘娘宫逛街，在那为我和奶奶买花，为我买大鱼灯，还买许多好吃的零食。
在平时的日子里，每到星期天，爸爸也经常带我到滨江道新闻电影院，去看一场新闻电影，然后在影院旁边的“稻香村”买上我最爱吃的熏鱼，最后还要去影院对面的“康乐”吃上一碗油茶面。
那时候，爸爸的社会活动是十分丰富的。有时周日上午，他带着我到黄家花园附近的一个人家，参加“十番社”的活动，那里有七八位老伯伯和两位穿着大褂、梳着盘头的奶奶，他们吹拉弹唱，什么“二”“车”“上”呀，我也听不懂，只是两位奶奶吹的笙很好听。爸爸有时吹箫，有时也唱。
每到节假日，爸爸还带我去水上公园、北宁公园，还有红桥区的桃花堤，到那里参加诗社的活动。他们十来个人乘着带篷子的船，边喝茶边作诗。我就感到跟他们一起坐船挺美的。再有跟他们到桃花堤春游，还是这些人。他们在小亭子里作诗，我在附近跑来跑去，看桃花，摘桃树上的桃胶，也很好玩。在北宁公园也大体如此。
我还和爸爸去过和平电影院的二楼，这是参加昆曲社活动。昆曲剧本《窦娥冤》就是这个社的人们集体研究，由我爸爸执笔完成的。遗憾的是，此稿在“文革”时从家中被抄走了，至今下落不明。
因爸爸的工作关系，那时市文化局、市文联，还有民进，经常给爸爸寄来各种演出票。一般爸爸是很少去的，大多数都是我去。什么京剧、梆子、评剧、越剧，我都看。记得一次和爸爸闲聊，我问他：“咱们中国到底有多少剧种呀？”他对我说：“咱们国家地大民族多，各地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地方戏和地方小调，估计可能会有大几十种吧。”随后他又接着说：“但无论有多少剧种，最终都可以概括为一种，那就是‘歌剧’，因为无论什么剧种，都能用七个音符来表现的。”跟爸爸聊天真长知识。
在一九六〇年，我小学毕业的暑假，爸爸让我独立一人去内蒙古，看望陪支边医生表姐在内蒙古安家的姑姑。他给我买好车票和礼物，嘱咐我夜间到锦州换车时，一定要车站内呆着，因为车站内最安全。这一次内蒙古之行，不但使我增长了独自外出的能力和胆量，还见识了内蒙古的风土人情。
记得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天津的各文艺院团纷纷开办少年班。当时有人建议我去，但爸爸希望我学理工科，将来当工程师。后来我上高三时他曾对我说过，他们团分来一位女大学生，让我以她为榜样。他认为即使喜欢文艺工作，也是上完大学有一定文化基础，才能把工作干得更好。
时光如梭，二十多年来爸爸给我留下许多至今都难以忘怀的印象。如夏天他在院子里教我打“云手”、跑“圆场”，乘凉时他拉二胡《公社都是向阳花》；冬天我们在屋里守着炉子，爸爸坐在沙发上，我坐在他腿上，他教我唱京剧《贵妃醉酒》、昆曲《牡丹亭》、河北梆子《秦香莲》的选段。还有我患气管炎时爸爸半夜送我去总医院以及他总是坐在家中桌子前写呀写的样子，真是件件往事历历在目。
美好的回忆令人难忘，痛苦的记忆更加让人刻骨铭心。“文革”开始了，当时爸爸也得了半身不遂。因学校也不上课了，我在家陪爸爸看病、扎针灸。每天给他洗脸、洗手、喂饭，后来全国各地外调人员找爸爸了解他人情况，他右手不能动，我还帮他记录口述材料。随着外调的人员越来越多，曲艺团的造反派也清楚了爸爸过去任教的国立戏剧学校是国民党政府主办的学校，于是我家胡同就贴满了“历史反革命”等内容的大字报，爸爸被带走了，抄家也开始了。当时我怕死了，他们把我轰到院子里，顷刻之间屋里屋外一片狼藉。让我吃惊的是，造反派之中竟然还有爸爸曾让我以她为榜样的那位女大学生。他们抄走了爸爸所有手稿、笔记和来往信件，还有妈妈生前戴过的金银首饰。
在这之后，我怕家中还有“封资修”的东西，就把旧厨房中存放的一屋子书翻出来，除了把爸爸存的一套套旧剧照和叔叔存的画册烧掉之外，剩下的一大堆中外名著都几分钱一斤卖给了收废品的人。那段时间，我还要每周取一次药、取粮票、买烟卷，给爸爸送到曲艺团。长春道九十七号的大门是不让我进的，东西由传达室转给“牛棚”中的爸爸。多少次的往返，我始终也没能见到爸爸。
一九六八年初冬的一个黄昏，我到家时竟然看到爸爸回来了。当时我就愣住了，只见爸爸面目发呆，右手仍弯曲在胸前，双脚肿得很高非常吓人。见他如此虚弱，我什么也不敢问。当我喂他吃晚饭时，他望着我准备下乡的木箱子说：“能不走吗？”我小声回答说：“人家出身好的同学都必须走。”爸爸听后再也不说话了。我万万没想到，我的这一句话竟然熄灭了他仅存的最后一点生的期望。夜间，爸爸就去世了。半夜我一个人步行在黑暗的路上，去曲艺团报信。到曲艺团时天还未亮，我在传达室等到人们来上班时，只见他们忙乱地抱着一大卷报纸，拿着大刷子，提着半铁桶浆糊，喊上我向我家奔去。我们到家后，没有人提如何处理后事，只见我家胡同里又出现了新一轮写有“死有余辜”等内容的大字标语。
那时候，挨过批斗的人死是不给正式殡葬车的，一辆拉货的解放牌大汽车停在马路上。爸爸穿着日常穿的旧棉衣，戴着已经有些油污的旧帽子，躺在一个担架上被抬上了汽车。当时我家院里、胡同外、马路上都站满了人，我不敢哭，便慌忙地爬上车。初冬时节，由于大卡车开得飞快，风呼呼地吹，车轮声轰轰地响。除了爸爸的尸体和我，没有别人了。此时，我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从此，我没有爸爸了。
一九七八年，天津市文化局为爸爸落实了政策，曲艺团的政工干部千方百计找到下乡后又返津的我，通知了这个好消息。一切似乎都了结了，可我对爸爸的思念却一直没有停过。
由于对爸爸的思念，我特别想找到一些爸爸的东西作为纪念。一次偶然听说爸爸写的《京韵大鼓史略》手稿在曲协领导王某的手中，于是我找到他说想要此稿，他说不能给，我求他借我看看，他同意了，我打了借条。拿到爸爸的手稿如获至宝，看到爸爸熟悉的笔迹，如同又见到爸爸一样。我再也不想还回去了，此稿一直珍藏至今。完稿六十年后，这本书终于得以问世，爸爸的遗愿总算完成了，愿他在天之灵能得到安息。
由于对爸爸的思念，我拜访了老艺术家马三立老先生。他老人家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告诉我爸爸原来是搞话剧的，因帮曲艺团编排曲艺剧才调入曲艺团。后来曲艺团不搞曲艺剧了，爸爸的老同学焦菊隐帮忙，想把爸爸调到北京青艺。结果调令下来，天津有关领导不放。爸爸便失去了一个继续从事自己喜欢并有专长的工作机会。
但是爸爸并没有因此而消极，他仍然积极地带领曲艺团编导组的同志认真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创作出一大批歌颂党、歌颂新时代的优秀节目，同时还改编了一些优秀的传统节目。许多节目已作为精品流传至今。天津市曲艺团无论从节目内容上，还是从演艺水平上，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我认为这其中也有爸爸的一份功劳。
由于对爸爸的思念，我平时十分留意收集图书、报刊上有关爸爸的信息资料——比如爸爸被请到上海戏剧学院讲课；爸爸曾为一九三六年曹禺的隆重订婚仪式担当司仪；七七事变后爸爸出任田汉组织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理事，《中国抗敌话剧图史》中不仅有理事名单，还有爸爸在国立剧专任导师的照片。为了纪念爸爸，我自费为爸爸拍了视频片，结果在网上又查到爸爸写的抗日剧本《侵略的毒焰》《鸽子姑娘》，他翻译过的具有引导抗战意义的剧本《决战队》。在网上还有他导演《放下你的鞭》等节目后，亲自带队赴台儿庄慰问演出的信息。为了寻找更多的资料，我和老伴去四川江安，参观了江安国立剧专博物馆。馆长热情接待了我们，还赠送我们三大册《国立剧专史料集成》，并介绍了目前还健在、已经九十七岁高龄的爸爸班内学生周牧老先生的地址及电话。通过翻阅这些史料和去上海拜访周牧老先生，我们知道爸爸和曹禺、吴祖光、马彦祥、应云卫等都是同事，知道凌子风、张瑞芳、谢晋等都是他们的学生。知道他们曾背着学校图书馆的图书，从南京坐船辗转长沙、重庆，最后才落脚江安的艰辛。了解到爸爸这些教师为了解决学生伙食问题，亲自上台演出各种戏剧节目。他们还发明了让老百姓用实物换戏票的方式来看戏，所谓实物就是米、面、菜、肉等，可见他们多么努力克服困难来坚持办学校。我们还从周牧老先生那知道，爸爸演技非常高，他教的表演课、化妆课，学生非常爱学。课上他很严，学生有些怕他，但课下因为他没带家眷，和学生同吃住在学校里，他又很关心学生，如他为大龄学生结婚让出自己住房，又凌子风因吵架动了手，爸爸带领大家向校长给凌子风讲情，使他免于被开除的后果。史料中还有爸爸为一位病逝学生写的悼念文章。周牧老先生就回忆，课下他们经常在王先生住处玩，看到王先生自己补衣服等。另外，我们还从《文艺月刊》等刊物中看到爸爸的许多文章，如《中苏演剧放谈》《剧场管理》等。还有一位女博士，她在研究过去众多导演艺术风格时指出，王家齐的导演风格是“还原生活、紧贴现实”。
通过这些资料，让我进一步了解了爸爸的过去。难怪在一九五二年，他能创建出“曲艺剧”这一新剧种，能帮助原来只是一两个人站在台前说唱的曲艺演员，短时间内便排演出多幕的曲艺剧《新事新办》，并在全国第一届戏剧汇演中荣获三项大奖，特别是表演奖。这再次证明了爸爸在国立剧专教授表演课近十年的艺术功底。
总之，通过对爸爸一生的了解，无论是在生活方面的回忆，还是十多年他为了追求艺术梦想，舍弃优越的家庭生活，积极投入文化抗战的经历，特别是解放后他认真贯彻党的文艺工作方针，为曲艺工作做出的努力，让我看到了一个终身热爱艺术，对艺术孜孜不倦地追求，有高度敬业精神的爸爸。我为他感动，更为他骄傲。爸爸虽然早已离我远去，但他的一切永远深藏在我心里。
今《京韵大鼓史略》就要印行，总算是完成了爸爸的遗愿，也了却了我的一件最大心事。请允许我和我的全家，对无私帮助我的孙福海先生、王振良先生表示深切的谢意。
王冰玉
二〇二一年岁末
（感谢王家齐先生之女王冰玉女士授权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发布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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