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捐赠】纪录片《战歌》编导手记之一

——走进硝烟中的《战歌》

本文由刘雪庵之子刘学达先生授权抗战文献数据平台转载发布。

策划｜总撰稿：赵兴明

全套《战歌》杂志

早在多年以前，我心中的台历就翻到了今年，并在第一页做了“刘雪庵120周年诞辰”的标签。作为一个媒体人，“为往圣继绝学”自是责无旁贷。但在二十年前，我们已经用纪录片《刘雪庵》讲了其一生履历和成就，今年又讲什么呢？在无数次的选题争论之后，我们创作团队把目光聚焦到了一本小小的杂志《战歌》上。那么，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杂志呢，其与刘雪庵有什么关系呢？时值三集纪录片《战歌》播出之际，特别介绍一下这本《战歌》杂志，以作铺垫。

《战歌》是由重庆铜梁籍著名爱国音乐家刘雪庵于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自费创办的中国第一本专门刊载抗战歌曲的刊物，初名《战歌周刊》，更名为《战歌周镌》，再更名为《战歌》。《战歌》是进步音乐家们用歌曲构筑的抗日阵地，是一道内化于心的血肉长城。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9月，身居上海的青年音乐家刘雪庵，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和上海国立音乐院的支持下，联合进步音乐家成立了 “中国作曲者协会”。为激励抗战，刘雪庵决定以协会名义主办一份抗战音乐刊物。没有经费，他就拿出准备旅欧留学的钱自费来办；没有编辑，他就亲任主编并找来同学廖辅叔和陈田鹤帮忙。在刊物的《致读者》一文中，刘雪庵道出了创办《战歌》的意义：“当此中华民族临到生死关头的现在，发动大众的歌咏运动，主要的意义，是在唤起民众，参加反抗法西斯帝国主义的艰苦斗争。”

1937年10月1日，售价仅两分钱一本的创刊号《战歌周刊》在淞沪会战的枪炮声和轰炸声中面世了。创刊号上就刊发了廖辅叔作词、陈田鹤作曲的《八一三战歌》，柳倩作词、刘雪庵作曲的《募寒衣》，刘雪庵自度曲《中国空军歌》等抗战歌曲。这本小册子，突破战火的封锁，把全面抗战、抗战到底的信念用歌声传遍上海的大街小巷，传向黄河长江。

《战歌周刊》创刊之际，由共产党员、时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常务理事田汉题写了刊名。因为手写图样需要制成锌版才能印制，这个周期比较漫长，刊物又要紧跟战事赶紧发行，所以临时使用了大标宋的字体。待锌版做好再更换上去，已是第三期。有意思的是，田汉并没有按照刘雪庵的要求，将刊名题写为“战歌周刊”，而是题为了“战歌周镌”。“镌”有铭记、镌刻之意，一字之差，“周镌”比“周刊”更有分量和深意。

1937年11月12日，在《战歌周刊》第四期发行后仅两天，上海沦陷，编辑部也被迫散伙。廖辅叔去了香港，陈田鹤留在上海，刘雪庵独自带着《战歌》的手稿和刊头锌版西迁武汉。未曾想流亡程中，田汉题写的刊头锌版却不慎遗失了。

刘雪庵到达武汉后，加入了当时正由周恩来领导，郭沫若为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并出任设计委员。此时，正值《战歌周镌》第五期发刊之际，没有了田汉题写的刊名锌版，只能重新找人题写。于是，刘雪庵找到了郭沫若。郭沫若欣然命笔，然而，他既没有写“战歌周刊”也没有写“战歌周镌”而是只写了两个字“战歌”。郭沫若认为“战歌”两个字更为简洁、更有力量，而且在战争年代一本自费创办的音乐刊物，要严格按周出版，也很难长久。

《战歌》先后刊发了《长城谣》《焦土抗战》《保卫大上海》《抗战到底》《八百孤军守土歌》《歌八百壮士》《全面抗战》《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流浪之歌》《流亡三部曲》《送郎上前线》《游击队歌》《抗敌歌》《打回东北去》《民族至上》《保家乡》《出征歌》《凯旋歌》等紧密结合战事且深入人心的抗战歌曲，形成一部可歌可泣的 “音乐战史”。

其中，以潘孑农作词、刘雪庵作曲的《长城谣》，张寒晖、江凌、刘雪庵合作创作的《流亡三部曲》，贺绿汀创作的《游击队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长城谣》本是潘孑农邀请刘雪庵为电影《关山万里》创作的插曲，他写好歌词后就交给了刘雪庵。但当刘雪庵谱好曲后，电影《关山万里》却因上海战事而停拍了，刘雪庵只好将之发表在《战歌》第二期上（1937年10月24日出版）。这首歌通过《战歌》刊物迅速在前线后方和敌后根据地传唱开来，香港歌林、新加坡歌林、百代等唱片公司先后为周小燕、周保灵、李真等歌唱家灌制了多个版本的《长城谣》唱片。

著名侨领陈嘉庚在1939年2月26日的《南洋商报》上这样评价：“昨晚之名曲《长城谣》，集千余观众之歌声，做融洽一片之怒吼，所谓歌声到处，救亡精神寄乎其间，歌咏之感人力量实大矣哉。”

《流亡三部曲》发表在《战歌》第六期上（1938年2月15日出版），这也是《战歌》在武汉发行的第二期。《流亡三部曲》的创作过程也非常偶然和曲折。

1937年底，刘雪庵由上海前往武汉。在当时日军的交通封锁下，他只能先坐船到香港，从香港转到广州，再从广州坐火车去武汉。在去香港的绥阳轮上，刘雪庵偶遇昔日好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内委会主任江凌。两人谈到在平津流亡学生中最为流行的一首曲子《松花江上》，都觉得“太哀感消沉了”“不能站起来想法与强敌反抗”。于是，两人迸发灵感准备将《松花江上》延展为三部曲，以“指示一般流浪人的出路”。他们在船甲板上，以膝盖代替书桌完成了三部曲的第二部《流亡》的创作。在香港到广州的泰山轮上，刘雪庵又巧逢郭沫若、于立群、郁风等一行。就在船上，郁风就试唱了这首新作，郭沫若也十分满意。轮船抵达广州后，刘雪庵就利用换乘的两天间隙，马上组织排演了《流亡曲》。1937年12月9日，由郁风主唱、海关同仁救亡长征团歌咏队合唱的《流亡曲》第二部《流亡》在广州市电台播出。“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的追问，通过电波直击听者的灵魂。

到达武汉后，江凌与刘雪庵很快完成了《流亡曲》第三部《战场》（又名《上前线》）的创作。至此，一部“由伤感凄婉转而高亢激昂，一直到烧起战斗的热情，建立一个最后胜利的信念为止的”抗战三部曲，迅速在全国各地的歌咏活动中成为压轴曲目。

贺绿汀的《游击队歌》发表在《战歌》上第9期上（1938年5月19日出版）。1937年底，贺绿汀随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剧队来到位于山西临汾的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演出。当他得知八路军采用游击战术取得了平型关大捷，重挫日军嚣张气焰，振奋不已，连夜创作出了《游击队歌》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

1938年1月6日，《游击队歌》首演。尽管没有钢琴、没有乐队，仅有单调的口哨伴奏，仍然大获成功，很快在八路军中传唱开来。4月，贺绿汀将《游击队歌》寄给了老同学刘雪庵，经刘雪庵刊发在《战歌》上。这首诞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的歌曲，随即如星火燎原般传遍大江南北。而八路军的“游击战”，更成为抗日战场上一面高扬的战旗。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刘雪庵带着他所主编的《战歌》再次踏上流亡之路，这次的目的地是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当时的重庆，正遭遇日军密集轰炸，物价飞涨、资源匮乏。这让一直自费刊印发行《战歌》的刘雪庵再也无法支撑。从第十五期开始，《战歌》已由精美规范的铅印本变成了蜡纸手刻的油印本。1940年4月，《战歌》在发行完第18期后，被迫休刊。

两年多时间里，《战歌》共出版18期，发表100多位爱国音乐人士创作的抗战歌曲 134 首。其中，著名的曲作家有：黄自、李惟宁、贺绿汀、刘雪庵、光未然、夏之秋、廖辅叔、陈田鹤、江定仙、沙梅、麦新、胡然、郑律成、周巍峙、李劫夫、向隅、刘已明、孙慎、林声翕等。与这些曲作家合作的词作家更是大名鼎鼎，他们中不乏：郭沫若、陶行知、何香凝、罗家伦、田汉、夏衍、老舍、江凌、潘孑农、钱亦石、韦瀚章等名流大家。

抗战音乐刊物《战歌》十八期总目

一本小小的《战歌》杂志，使大量优秀抗战歌曲得以广泛传播，让四万万同胞的心紧紧连在一起，成为照亮民族抗争之路的精神火炬。它不但刊载了众多经典抗战歌曲，还承载着无数的爱国文艺家们炽热的爱国情怀和必胜的抗战信念。

然而，集齐这套《战歌》刊物并不容易。刘雪庵的子女们用了近四十年时间到全国各地去收集尚未完整。直到今年，纪录片《战歌》摄制组遍访博物馆、档案馆和音乐家、收藏家，才将18期刊物全部集齐，形成一份完整的抗战音乐档案。因为他们的执着追寻，那道隐没于岁月长河中的用战歌构筑的血肉长城，得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重焕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