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铮｜中共革命史的基本数据问题
作者：李金铮，男，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博导。
所谓基本数据，是指能够反映和影响社会形态、社会现象及历史发展进程的基础性数据。其说服力往往胜过千言万语，可以触及问题的内核及其本质。依此而论，中共革命史的基本数据则是反映、影响中共革命历史进程、历史现象的基础性数据。譬如，中共军队、党员数字的变化，各个根据地人口、地理范围的变化，以及对根据地财政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粮食总产量、亩产量的变化，农民负担程度的变化，货币发行与物价指数的变化等。以上数据，皆为勾勒中共革命历史面貌不可或缺的关键性数据。然而，检索以往中共革命史相关领域的研究，对一些基本数据虽已有所涉猎，但总体来看，对不少问题尚未给予充分的关注、考证和分析。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各类相关记述多有不够统一之处，从而不利于计量方法在革命史研究的运用，更弱化了对革命史的整体理解和革命史研究的解释力。当今电子文献数据库如井喷般涌现，人工智能技术以山呼海啸之势，对学界形成了巨大冲击。但如果没有确切的基本数据这一前提，一切所谓计量算法、计量分析乃至AI技术的科学运用都是无法保证的。笔者主要以全民族抗战时期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人口数字等现象为例，对此略作说明，重在提出问题，引起注意，具体研究俟诸来日。对所涉及的学者，没有任何苛求之意，何况有的还是本人的授业导师，而且这些问题在笔者身上同样是存在的。
人口是反映政权力量的重要指标。受战争环境、敌我斗争形势的影响，根据地巩固区、游击区的范围处于频繁变化之中，与之相应，人口数量发生变化也是必然的。这就需要对重要时间节点的人口数字资料进行搜集和考证，最终形成一个为学界大致认可的公约数。但从以往的成果来判断，学界对此的研究工作几乎还未开始。以抗战结束时的人口来看，此时军事政治状况较为稳定，人口数量最大，也最能反映各个根据地的规模，但学界表述之不同，竟达到令人咋舌的程度。
关于晋察冀边区的人口，李胜良认为有2500万。魏宏运、左志远的看法不同，他们认为达到3000万。巨文辉更将人口数字增至4000万。以上三个数据的差距达500万、1000万乃至1500万之巨！以上皆为历史学者在有关著述中对抗战结束时边区人口数据的说法。同样是这几个数据，也有其他表述，只是时间上有一定出入。2500万的数据在英国人林迈可的回忆录《华北：1937—1945》中出现过，他曾在晋察冀边区工作过一年半。3000万的数据又有三个表述：一是曾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的宋劭文认为，1945年8月对日反攻开始，边区有3000多万人口；另一个是1946年2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的估计；再一个是1946年7月晋察冀边区政府的估计，此时已爆发国共内战了，都认为是3000万人口。4000万的数据在历史学者谢忠厚的研究中出现过，但时间不是抗战结束之时，而是1945年11月了。
关于晋冀鲁豫边区的人口，魏宏运、左志远认为抗战结束时有2400万。但几乎与此同时，魏宏运又谈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为2800万。两个数据相差400万。同样是这两个数字，也有其他说法，但都是抗战胜利之后了。赵诺依据解放战争时期的统计，认为1945年9月晋冀鲁豫边区人口有2400万。曾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戎子和指出，1945年11月初边区人口达到2800万。齐武也是历史的亲历者，从他撰写的晋冀鲁豫边区史专著来看，2800万人口的数据是1946年3月的。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人口数据，不同记录也有一定的差距。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认为，抗日战争结束时山东抗日根据地拥有2400万人口。而周祖文认为，到抗战后期的1944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已有2900余万人口。这一数据的时间为抗战胜利前一年，反而比前一抗战结束时的统计多出500万。其他数据均和周祖文的记述较为接近，不过都是解放战争初期的统计了。1945年底，山东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山东抗日根据地人口为2800万。1946年4月，山东省政府民政厅统计，1945年根据地人口为2082.9万，1946年3月达到2899.2万。
晋绥边区的人口数据同样如此。杨世源在同一著作中记述的边区人口数据出入较大。先是1945年8月，人口由原来的150万增加到500万，晋南、晋北形势发展后又增至700万。但到9月，仅过了一个月，人口就降为300多万。何以前后如此悬殊，令人疑惑。魏宏运、左志远认为，抗战结束时晋绥边区人口为322万。周祖文有350万之说，但未明确具体时间，应该指的是晋绥边区最盛之时。曾在《晋绥日报》工作的穆欣认为晋绥边区1942年是最为艰苦的一年，根据地大为缩小，人口由300万被压缩到不足100万。到1944年，人口恢复至300余万。然而，1944年8月晋绥边区政府的统计数据却是198万。这也令人无所适从。
由上可见，各个根据地的人口数量究竟如何，莫衷一是，极难抉择。如果不是专门注意及此并进行比较，恐很难发现不同记述之间竟如此相去甚远。如果说对历史现象的解释可以和而不同，但数据的确定却具有唯一性。今后唯有对数据做进一步的考证，辨明是非缘由，才能得出较为可信的结论。
与此有关，对于华北抗日根据地中哪一个是最大的根据地，也存在不同意见。魏宏运认为，晋冀鲁豫边区为“屹立华北敌后最大的一块抗日根据地”。金冲及另有一说，认为“在短短的八年抗战期间，中共建立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无论在总人口、党员、军队数量，还是歼敌人数等方面，都遥遥领先其他抗日根据地”。虽然两大史家未就此做过讨论，但这的确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从上举各个根据地的人口数量来看，还难以判断山东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边区哪一个为第一大根据地。比较上述数字，晋察冀边区的人口似乎更多，其是否有资格称为第一大根据地呢？可见，此类基础性问题同样需要考证和研究。其实，哪一个最大并非本质问题，各根据地都尽其所能作出了最大贡献，然而它的确又关涉各个根据地的地位和影响，仍不能说是可有可无的。
人口数量之外，有待考证的基本数据还有很多，不拟多言。即以晋察冀边区的建立而论，创始人聂荣臻究竟带了多少兵员开赴晋东北建立根据地，竟也有不同说法。谢忠厚、魏宏运、左志远等认为有3000人。聂荣臻后来的回忆，数字与此一致。而张国琦、李国祥、荣维木等认为是近2000人。曾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秘书长的娄凝先回忆，也是2000余人。两种说法相差1000人之多。兵员人数的准确与否并非无关紧要，而是影响到晋察冀根据地的开辟问题，不能不进行考证和统一。
又如农业生产，已有成果对华北各根据地的粮食亩产量、总产量等基本数据，仍缺乏应有的关注。相关论著论及此一问题，主要是阐述根据地如何重视农业生产，诸如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挖掘劳动力资源、推动互助合作等，由此导致粮食产量的提高，保证了军需民用。但究竟粮食亩产量和总产量达到多少、有何变化，就很少提供具体数字了。近年来，笔者力倡“新革命史”，主张打破传统的“政策—效果”模式。应该说，新的研究在历史过程及其复杂性上确有较大进展，但对所谓“效果”仍多有误解，即虚化为“粮食产量提高，保证了军需民用”，而对于农业生产的直接结果——粮食亩产和总产量仍没有清晰的概念。
农民负担也是如此。新近周祖文等学者的研究关注税制的演变、农民缴纳钱粮的过程及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复杂关系，突破了传统的“政策—效果”模式，大大推动了根据地财政史的研究。但农民究竟缴纳多少钱粮，尤其是缴纳的钱粮占农民收入的比例多大，这两个数据最能反映农民负担的程度，迄今学界的研究仍有改进和补充的空间。像曹树基的论文《从帝制到新中国：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农业税率及其演变》，对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农业税率做了深入的量化分析，类似成果还较为少见。
诸如此类都表明，中共抗战史研究虽已取得重大进展，但在不少基础性问题上仍是一笔糊涂账，很多所谓“见仁见智”的争论就是因为双方都是建立在较为空洞的叙述之上，而没有提供比较准确的数字支撑。不过，话又说回来，对基本数据的关注和研究不够，固然与学者的数据意识缺乏有关，但在战争环境下留存的数据，尤其是可靠的数据较少，也是客观事实，这就极大地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也正因为如此，就更需要我们对一切数据资料进行广泛搜集，竭泽而渔，严密考证，弄清关键数据。“当你能衡量你所谈论的东西并能用数字加以表达时，你才真的对它有几分了解；反之，你的了解就是肤浅的和不能令人满意的。尽量了解也许只是认知的开始，但是在思考上则很难说你已经步入了科学的阶段。”进一步说，只有完成了这一基础性的工作，才谈得上真正深入的研究。
数据问题显然不限于中共抗战史和革命史研究领域，而是整个史学研究普遍存在的现象，不能不加以特别注意。史学先贤邓广铭先生的治史理念有年代、地理、职官和目录“四把钥匙”之说，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时间、空间、人物和研究工具。借助本文，笔者大胆尝试增加一把钥匙——数据，以就教于史界同仁。
原文载《苏区研究》2026年第4期，注释从略。
来源：“苏区研究”微信公众号
Views: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