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资讯】张希玲整理：陈舜玉自传
初出茅庐 革命洪流里受锻炼
我出生于福州市一个旧职员家庭，我的祖父很守旧，但我的祖母却很开明。她在三十七八岁时把小脚放了，带着十七岁的姑姑去福州女子师范学校上学，并从女学生中挑选了两个做儿媳，大儿媳就是我的母亲。母亲结婚后生有三个女儿，大姐陈舜英大我三岁，二姐夭折。
我是1915年旧历3月15日出生。母亲生我三天后因产后热离我而去。祖父、父亲和外祖母认为是我克死了母亲，一直另眼看待我。母亲在世时，父亲就到北京银行做事，母亲死后，他在北京又成了家。我七岁时，父亲把大姐接到北京与他同住。我懂事时家里只有祖父母、四叔、婶和我五口人，其他叔父姑母都在外地各自成家。姑母我没有见过面，祖辈没有留下土地和房屋，靠薪金生活。我十多岁时，四婶坐月子受风后身体一直不太好，让我认她干妈，每天给她捶腿、捶背。四叔有肺病，临终前我抱着他，吐了我一身血。
我从小跟着祖母长大，受她的影响相当大。祖母有维新思想，她常给我讲戚继光、林则徐抗敌的故事，还常讲起当时妇女裹脚、扎耳朵眼所受的痛苦，所以我是大脚，也没扎耳朵眼。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方声洞是我七舅，林觉民是祖母的堂兄弟，我常听家里人讲述他们的事迹。1927年北伐军进入福州，宣传妇女要放足剪发，祖母支持我剪了辫子。记得那年我扶祖母上街，路遇二十个身穿红衣手挥大刀的刽子手迎面过来，押着十个年轻红军。车子路过人群时红军还高呼口号，宣传革命道理。祖母见了，心里很难过，回来后病了一场。有一年，红军打到连江县，离福州只有四十里，许多有钱人躲起来了，还谣传红军是红发绿牙、共产共妻。我祖母就不怕，她说：“共党共产共妻，咱家没钱不怕共产，共妻我才不信。”祖母还收藏了好多《新青年》杂志，常常拿出来看，那时她大概有七十岁了。祖母1934年去世，之前有人劝祖母，给我订了亲好放心，祖母说，还是自己找的好。我感激祖母20年来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始终将她看作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个引导人。
1924年我9岁，进入私立小学，直接插班念二年级，三年后毕业。
1926年我11岁，入女子职业学校，也是插班，除了学文化还学做花，念了二年半毕业。因为文化基础低，我考不上高中，在家休学半年，晚上到一个会计补习学校学习了四个月会计。1929年我14岁，入国学专修学校学习四书五经，当时相当崇拜比干、屈原、文天祥、岳飞这些出污泥而不染、自命清高的民族英雄。学习二年后学校就停办了，同学们和伪政府交涉，经允许，全部转入福建学院。1931年我16岁，先入福建学院预科学习一年，再正式转法律系学习四年。我在福建学院法律系学习时，每学期要交60元学费。父亲在北京因炒股票被裁员，不再给家里寄钱，四叔去世后，一直是二叔往家寄钱，开始八十，后来六十。祖母节衣缩食，每月从叔叔寄回养家用的生活费中扣除十元，留给我交学费。大姐大学毕业后，做家庭教师赚钱也寄给我作学费。
大学时代陈舜玉
1933年十九路军调入福建，1934年成立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学院院长何公敢及教务长等都到人民革命政府供职。学院只留教导主任洪孟博，他不显山不露水，我们都猜他是共产党。后来学校又来了几个进步老师。有个政治学教师叫李若竹，为人耿直，他的妹夫是雨花台烈士，他的妹妹李慕英带着六个月的小孩从监狱出来投奔他。李慕英常到我们女生饭堂来聊天，和大家接近，传播革命思想。我们大家觉得她说话很有道理，都愿意聚到她那儿，听她讲革命的道理。因受她的影响，我选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土地所有制问题”。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一个月，就被蒋介石炸垮了。蒋政府派来了新的政治教官和讲三民主义的教员（我认为他们就是国民党军统或中统特务）。很多进步老师被逼走，一些进步同学被捕。有一个激进的女同学被抓走，毒打成疯送回学校。每当她疯得厉害时，教导主任就去敲敲门，她就安静了，政治教官一去就又疯了。
我的上届同学林琼跟李慕英非常接近，我和林琼又是好朋友，受她们影响，我也趋向进步。那时大姐也常给我寄些革命小说，如《夏伯阳》《母亲》等。林琼毕业去上海之前跟我说：“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我牢牢记着这句话。从那以后，对于我认为比较进步的同学，尽量联络团结。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中共党员。
1935年底，一二·九学生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各大城市的爱国学生都举行请愿集会、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我和几个同学曾自发地（此时林琼已毕业去往上海）酝酿写信支援，并简单交换过一次意见。不知怎的此事被学校训导主任知道了，他用“你还想不想毕业”的训斥来威胁我，我只得转而去闽江渔民中宣传抗日。右派势力也在拉拢学生。一次，上一班有个同学寄给我一本杂志，里面署名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文章。第二天我当着很多同学的面把杂志摔回给他，从此他再也不来纠缠我了。1936年我快从福建学院法律系毕业时，林琼来信叫我去上海参加革命。当时，寡妇四婶带着一个孩子，生活有困难，我就想找工作挣钱帮她一把。我把我的想法告诉在河北工作的大姐，大姐回信教训了我一顿：“当前国难当头，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何以家为。”于是，我决定去上海，从此踏上了职业革命的道路。
1936年夏，我去学院领毕业证书，办理去上海的手续，政治教官追问我干什么去，我说找工作，找饭吃。等我上了船，那个教官也在船上，还追问我去上海的地址，我就把曾当过福建水上警察局长的我姨夫的地址告知。下船时，我没敢与接我的林琼相认，赶紧坐车去姨夫家。住了三天，那个教官追到我姨夫家，我告他在这里找不到工作，我要到北京去找父亲，这才摆脱了他。
我在上海与林琼租了一个亭子间，对外称姐妹，她叫凌秋若，我叫凌涛。我们都不大会做饭，早上两点多钟就起来生火，后来才慢慢学会了熬粥。林琼当时在劳勃生路青年会女工夜校特级班教课，她介绍我参加了陶行知创办的国难教育社。开始我跟她只做些夜里贴标语、往店家门里塞传单的事。有一次她拿党内文件放在菜篮子底下，上面放着杂货青菜等，我俩坐在电车里闲聊，忽然电车中途停下，一个宪兵上来检查，我们没动声色，宪兵巡视一周才下去，真险呀!后来她带我去工厂，看到包身工的悲惨境况、童工在死亡线上的挣扎，这使我对“革命”二字有了新的认识。
1936年9月18日，我们参加了“九·一八”纪念活动。那天，当我们到达指定地点，有人按约定把一个瓶子摔在当街，人们立刻从四面八方涌上了大街。我被裹在队伍中，同大家一起使劲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我们聆听了李公朴和何香凝先生的讲话，还高唱革命歌曲，真是激动人心。当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左右路口都被载着机关枪的大汽车堵住，前面是一排军警们拿着高压水龙。我看到走在队伍前面的史良先生招到了毒打，和大家一起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当排山倒海的水浪将队伍冲散后，林琼招呼群众集合时，我看见好几个警察拿着警棍、皮鞭把她打倒在地，我气愤极了，想上去扶她起来，这些军警便追打我，幸亏一个店铺的老板娘救了我。等人散后我们才把林琼送到医院，因伤势较重，很长时间她都不能教课。这一天我悲愤地写下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10月中旬的一天，我正走在路上，遇上了鲁迅先生出殡的送行队伍，就加入了进去。这时，过来一辆电车，只见司机把车一停，就下了车，车内的乘客也纷纷下车加入队伍。那时，上海各界人士对鲁迅先生是非常尊敬的，都为他的离去而悲痛，不约而同地向队伍靠拢，到达目的地时已聚集了约三万人。
我是1936年9月到上海女青年会代替林琼工作的（在劳勃生路、爱狄生路），一直到冬天都在那里。西安事变时，我正在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当教员，星期日到曹家渡组织工人读书会。由于我一直是在学校学习，对社会上的一些实际情况不了解，所以教材上的内容讲的非常抽象，有点引不起女工学生的兴趣。反过来，这些女工对我的帮助很大，教育了我。有一位袜厂的女工孙凤琴给我讲了许多女工受压迫的事情，双十二事变时，她和许多女工友听说放了蒋介石，很不理解，气得抱着我哭，看到有人放鞭炮，她们简直气坏了。我和陈维清就向女工友做思想工作。有一位女工偷偷地跟我讲：小陈老师，我们都要爆炸了，你不用讲那么多道理，你只说一声罢工，我们马上就全体罢工。当时负责罢工的是郑伯克，他常到我代课的夜校，探问学生们的想法和状况。
女青年会的老师大部分是中共党员，我感觉到陈维清同志在做党的发展工作，因为他们经常在楼上开会。有一次，三个特务（包打听）闯进学校要搜查，说：“你们这里有共产党”。我看他们三人都是山东大汉，怕他们真的闯上楼去，就和几个女教员在楼下与他们吵了起来，阻挡他们上楼。
在女青年会夜校工作时期，我利用星期六或星期日晚上，以国难教育社名义到杨树浦工人区帮助工友组织图书馆和读书会，好像也是林琼原来工作的关系，她养伤时把这项任务也交给了我。每次去时都是晚五六点，回来都是十点以后。工友中有三个骨干，一个不大爱说话，不露身份，但发言比较正确，年龄有二十岁上下，我当时分析这个人很可能是中共党员。另一个姓王，与母亲一起生活，我常到他家吃晚饭。还有一个姓周，是纱厂的检验员或统计员。我们常到姓王的工友家中开会，每次有十几个工友，谈形势与任务，有关组织图书馆和团结群众的问题，讨论图书馆的名称、宗旨、地址、入会手续、会员权利与义务、选举负责人。每次开会后，将骨干的情况、争论的内容向吴莆生或阿司汇报。他们指导我进行工作和斗争的方法。1936年的10月、11月，图书馆、读书会组成以后不久，吴莆生告诉我，任务基本完成，那里已经有接替工作的人，不要我再去了。后来，有一次组织游行，让我通知他们发动群众参加，我与小王和小周到法国公园碰过一次头，以后再也没有联系过。新学年开始时，组织决定我到余日章第三小学和吴莆生一块工作，我就离开了女青年会。
1937年春季开学，我到余日章第三小学任教师。2月，我搬到学校附近的亭子间居住，就是在这个亭子间举行了我的入党仪式。记得是1937年2月12日，郑伯克同志主持的仪式，林琼、吴莆生同志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在我的宿舍里用粉笔画着党旗，写着誓词。我激动地举起右手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余日章第三小学多是工人子弟，交的学费有限。我们生活很清苦，没有工资，只发一点生活费。这一段时期我和小饶住在一起，靠烧饼、油条喝开水度日。虽然如此，但我的精神很充实。之后，吴莆生同志领导了上海纱厂罢工，与他单线联系的宋晓村，有一段时间不见人影。有一天早上，我在楼上看到老宋向学校走来，后面不远跟着叛变的一个工贼。我急忙叫吴莆生藏到天花板里，我下楼去等。老宋见到我，就诉说被捕后受尽酷刑，只想见吴莆生一面，诉之详情。我告诉他，吴莆生同志早上出去还未回来，他只好走了。吴莆生听到此情况，想见老宋，我劝他须向组织汇报。结果组织上通知他马上转移到沪东区。后来郑伯克也被捕了。形势越来越紧张，连小学生都觉察到了。他们跟我说，小吴老师走了，你是不是也快要走了。过了一星期，组织上通知我和小饶也转移到浦东区的余日章第二小学，并交给我们一封介绍信，我们二人坐上三轮车转移到了余日章第二小学。与吴校长联系上，被安排在该校教书。
6月时上海的局势非常紧张，国民党活动疯狂，到处抓捕共产党和爱国人士，我党的方针是暂时隐蔽、保存力量。一天，组织上通过陈维清，要我于星期六上午10时在生活书店外，手拿着《世界知识》与“老梅”联系。之前我们曾联系过三次，第一次他就告知我不要和别人发生横的关系，也不要和原来的上级来往。我看老梅常吐血，问他才知是肺病，就把身上的五元钱给了他，让他好好治病。他说革命者就要准备流尽最后一滴血，我很敬佩他。我向老梅汇报了自己的思想状况，诉说没有工作做很苦闷。六月中旬快要放暑假时，十几年未见面的大姐来信，让我到山西太原看她，说太原的革命形势很好。几天后，老梅第三次与我联系，仍然告知我，不要活动。我把大姐的情况（我猜想她是中共党员），以及大姐希望我到山西的事情向组织进行了汇报。不久，组织批准了我的要求。7月放暑假的时候，我离开了上海前往太原。
奔赴抗日前线 参加革命军队
1937年7月4日，我从上海出发，经石家庄会同姐姐陈舜英于17日到达太原。这期间发生了“七七事变”。大姐陈舜英领我去找山西工委组织干事安子藩，经他介绍到了国民师范暑期训练班（军政训练班九连）受训，除军事训练外，张指导员常给我们讲辩证唯物主义、帝国主义论。训练结束前，还进行了一次短途行军，步行40里。8月初，训练班结束，这时上海形势已经非常紧张，张指导员劝我参加牺盟会，并把我介绍给薄一波同志。
1937年8月1日牺盟会青年抗敌决死队在太原正式成立，我报名参加了决死队女兵排（一纵队二大队四中队三排），接受正规的、严格的军事训练，我以成为一个真正的抗日女兵而自豪。
决死队的军事训练很紧张，早五点起床，军号一响，五分钟就得穿好军服，背上枪、跑步上大操场，进行队列训练、技术训练约三个小时，九点早餐。我们一日两餐，主食是馒头稀饭，有时馒头里还有沙子，我是南方人，吃不惯馒头，一顿只吃半个，后来就逐渐地习惯了。
1937年夏参加牺盟会青年抗敌决死队
我们排有三十多人，队长胡兆琪，政治指导员纪雨秀，游击教官蔡爱卿、万席珍，主要队员有：丁一、华逸、张行寰等。在部队，训练和生活的困难都好克服，但一时未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内心很是苦恼，几次请假到安子藩同志家催问。第三次去时安子藩让我再填一张表，因此回来晚了，销假时受到了排长训斥和谩骂。我气愤地顶他：”我是来抗日的，不是来当丘八的!”胡队长和指导员为此找我谈话，可谁又知道我是为找党而焦急呢。我常到吕骥同志那求教释疑。我看丁一同志挺老练，猜想她可能是党员，就多和她接近。一天晚上我俩在操场谈心，我憋不住地问她：
“我找党，你能帮我吗?”
丁一说：“我也在找党啊!”
我们俩就约定，谁先找到就告诉对方。当时党组织是极端秘密的，党的活动都是单线联系，除了上下的联系人，谁也不知道谁是党员。在平时学习中，我发现张行寰同志不错，想发展她入党。不久，张行寰同志对我说，组织让她和我单线联系，不能和别的党员发生横向关系，我听了高兴得直流泪，这才知道原来她早已是党员，这使我俩都又惊又喜，因为她曾经也想发展我入党。虽然已经与党联系上了，可是看不到党的文件，也很少听她传达党的指示。即使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下，我们党小组每周都要过组织生活，因此我放心不下，老问她组织有何指示，她只好领我到党的机关一次，我心里才踏实下来。这时，丁一又介绍我参加抗先组织，并约我晚上一同去参加队里召开的座谈会。在那里见到薄一波同志穿着绸大褂，被一帮青年围着解答问题，谈笑风生，接着又给我们作了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听得大伙非常兴奋。
后来我在连队里还担任了宣传员，在扩军时，把白卫队骨干召集起来由我教他们唱革命歌曲《工人自叹》《新的女性》《义勇军进行曲》等，这都是在上海女青年会时学会的。
红军派来了教官万席珍，连队还做了整顿，排长自己选，伙食民主管理。我和张行寰有问题常找万教官谈，处处感到党的关怀，心情舒畅，工作也大胆起来，不但积极联系群众，还主动做政治思想工作。挖防空洞时，我向力气最大的杨昆岚看齐。原来我单臂举枪很困难，挖了几天防空洞，忽然在练习举枪时，我一只手就把枪举得高高的，连我自己也惊奇起来。总队的游击教官常常轮流给我们讲战术课，胡队长和万教官还带领我们爬山，到野外观察地形，学习游击战术，锻炼我们的体魄。
9月初，薄一波请来周恩来副主席和其他八路军领导作报告。那天一大早，大礼堂就挤满了听讲的人。彭雪枫同志陪同周副主席、彭老总、徐向前、肖克等同志来到会场。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将领，却那样朴实、可亲。周恩来同志给我们精辟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我们的战略任务，使我们明确认识到：抗日战争必胜!同志们的战斗信心倍增。正当几千人鸦雀无声地听演讲，忽然跳出一个坏蛋吹起嘘嘘的口哨，企图扰乱会场，引起了公愤，大家高呼口号，把他给赶出会场了。第二天升旗时，在大家强烈的要求下，领导利用阎锡山立的军法，打了他几十板，真是大快人心。
在女兵排时，我曾参加了三次慰问过路军队的活动。第一次是阎锡山的双枪兵，他们横躺竖卧在车厢里，嘴里骂骂咧咧地说：“让我们去送死!”并把我们撵下了车。第二次，胡队长带我们到车站，一看车门站着雄赳赳气昂昂的东北军。我们在下面高呼抗日口号，他们庄严地敬礼。第三次慰问的是八路军，他们穿着灰军装，打着绑腿，脚蹬草鞋，带着青天白日帽徽和十八集团军臂章，在车上车下忙着贴标语、做宣传。我们便分散开三三两两上车去慰问，还没等我们开口，他们却慰问起我们来了：“同志们辛苦了!”又请坐，又送水，还给我们介绍八一宣言，讲解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最后我们在站台集合，高唱抗日歌曲为他们送行，吕骥同志指挥我们唱了一曲又一曲，红军也回唱了一曲又一曲，我们完全沉醉在高昂欢快的歌声中，不愿离去，一直到天色快黑，车快开，我们才恋恋不舍地列队回营。
中秋节前夕，我们正忙于向市民做宣传，日寇飞机疯狂轰炸了太原，国民师范也是轰炸目标之一，牺牲了好几个同志，后来奉命开出太原。出发时，我们女兵全副武装，一只三八步枪、一百发子弹、一条军毯、一件雨衣，以及水壶挎包等，每人负重三四十斤。我们开始坐闷罐子车，到了山边开始步行。到五台村时，村里的妇女不断看望我们，我们趁机宣讲国难当头，男女都要保家卫国。从五台到盂县，我们每天走六七十里，我还帮一位体弱同志背枪，也不感到累。9月底到了盂县，看到从前线溃退下来的山西地方军的狼狈相，他们一路逃跑，一路抢老百姓的鸡和包袱。阎锡山的县长们也携款逃跑了。后来是牺盟会派宋劭文同志任五台县县长，胡仁奎（梅亭）任盂县县长，还调来了几位平津流亡的大学生，组成了抗日政府，恢复了社会秩序。我们部队的到达，也大大地安定了民心。
参加地方工作 在艰苦环境中成长
1937年10月上旬，我突然吐血发高烧，虽然吃了当地中医的一副中药退了烧，但体弱无力站不起来。这时部队马上要出发，班里的同志不肯丢下我，要抬着我走。后经支部决定，我留在盂县牺盟会养病，组织关系留在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刘道生处。病好后，刘道生派我到八路军工作团，后来转到了地方工作。当时城区正培训白卫队长，刘道生安排我和牺盟会秘书朱雅贞学习自卫队训练课程，训练结束后负责处理文件和宣传品印发。盂县地区比较大，干部比较多（有一些是老干部，还有平津的大学生，还有从决死队开小差留在盂县的），抗日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在盂县工作，对我的锻炼成长起了很大作用。
盂县县长胡仁奎是秘密共产党员，县秘书徐树贵是县政府中共党组书记，袁心纯是公安局长，县委书记是古云章，组织部长是王达成，宣传部长是徐树贵兼任。1938年1月盂县县城在日本军队几次攻击下陷落，县委迁到了上社镇。刘道生通知让我参加县委，我任执委兼秘书，负责组建妇救会。开始困难特别大，经常走几十里地，多次通过关系，去争取当地开明妇女参加工作。因基层没有组织基础，我就认了个干娘。每次去探望干娘时，都有十来个妇女跑来看，我就乘机向她们宣传抗日，宣传妇女要组织起来。后来平山地委派来老农会主任，在各村组织起农会，由农会来发展妇救会，我们县妇救会工作才有了基础。以后平山又派来几个得力的妇女干部张文秀、盖志良参加县妇联，派王英、刘受文、马景明等到村、区建立妇救会组织。盂县成立中心县委时，我被提为妇救会分区特派员。
一次，我独自一人去平山参加会。走在半山路上，不知怎的马突然惊了，把我连同马鞍摔在地上跑了。我爬起来，背起背包扛起马鞍去撵马。走了十几里路，看见马儿在路边吃草，真是又气又喜。我把马鞍拴好，拉着马爬坡，这时天已黑了。我四处张望，见前面有一星灯火，便急急赶马上岗。又走了十多里，才看清是个屯子。屯长听说我来了，忙把我领到一位大娘家，又端来一碗饭，那是陈年的豆角煮南瓜。大娘的家很小，炕边还养了一头半大的猪和两只鸡。大娘热情地招呼我，问我怎么敢一人独自出来，还问我有男人没有。晚上睡觉时，大娘把仅有的一片破席子让给了我，还把一个麻袋片给我盖上，她自己却和衣睡在土炕上，我很感动。大娘跟我说，以后再来还住她这儿，她留有一小缸小米，我来时给我做小米干饭吃。大娘的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这事让我记了一辈子。有一段时间，干部都下到各区了，我和朱雅贞坐镇县委。我从县委书记王江风（王堃骋）那儿领取指示，然后写成书信，用鸡毛信的方式发往各区委，一般工作就用电话通知，之后再把各区委的汇报整理汇总后交给王江风。有一次正忙于整理文件，突然房东大娘进屋大喊：“鬼子进村了!”我赶紧同朱雅贞收拾起电话、油印机、文件，很快撤出。那真是敌人的前脚踩着我们的后脚，危险得很。要说我们是鱼，那群众就是水。
我同阎锡山的兵打过几次交道。阎锡山部队对老百姓很霸道，常向村里要粮、要饷、要姑娘，逼得靠山屯村长跳了井。一次，我从山区到了平原，雇了辆大车独自坐着，这时几个阎锡山的兵赶了过来，跳上马车。我毫不动声色，结果他们还很佩服我，跟我说了会儿话，就跳下车从另一条路走了。有一次他们到三区区公所逼钱，非要一万元。区里拿不出来，他们逼着区长跪在院中，把枪对准他的头皮打了一枪，吓得那个区长躺倒不敢干工作了。县委领导都下去了，我同朱雅贞同志就到三区去安慰那个区长，他看我们两个年轻女干部这么勇敢，又积极工作起来了。还有一次是在深夜里，突然镇子里枪声大作，还夹着手榴弹爆炸声。不对呀，鬼子来会有消息报告的。我和朱雅贞赶紧爬起来，到镇公所里一了解，原来是一股阎锡山收编的土匪起了内讧，三个“营长”把保安司令和他老婆给收拾了。兵变最易扰民，必须当机立断。我和朱雅贞把带头的三个营长请来，给他们讲：第一，推选一个负责统领全局；第二，由你们将事情马上向阎长官汇报；第三，约束部队不得扰民。他们看我们说的有理有节，真的照我们所说去办了。事后虽然有些后怕，但下次再遇到这种事，我还会这样做。
由于在盂县干得有了点名气，边区妇救会要调我到妇联工作。当时盂县环境相当恶劣和艰苦，我不能离开，就没同意，一直到1939年3、4月形势转好，才奉命调到晋察冀边区妇救会。田秀涓是妇救会主任，我被任命为副主任兼宜传部长和北岳区党委妇委书记。每次开会由我负责组织，领导和各团体代表讲完话，我就把他们所讲的归纳成几条，最后再强调讲一通。这一段我的领导组织能力有很大提高。
1939年秋，边区妇救会选拔妇女干部参政，准备让我担任唐县县长，我感到担子太重，怕自己的能力挑不起这个担子，便向组织上汇报了自己的想法。边区的领导李葆华、刘澜涛、张林池等都来做我的工作，说我学过政法，组建过妇救会，担任过北岳区党委的妇委书记，比较适合当县长。还跟我谈了当县长的意义：国民党统治的政府是为官僚资本家做事，共产党统治的政府是为人民利益做事，让我一定争取当这个家，还要当好这个家。三地委和四专署的领导考虑到我对政权工作不熟悉，决定让我先留在专署担任秘书主任。任秘书主任初期，我对业务不太熟悉，某些参政的国民党员多方挑拨刁难。有次我批错了文件的承办部门，被下属冷言讥笑。这件事使我认识到，不熟悉本职业务就做不好工作。有一次，日寇“扫荡”，我按照军分区的部署，带领干部转移在指定地点会合。少数干部风闻敌人向这方向运动就慌乱起来，吵吵嚷嚷，有的想自己行动。我大声喊道：“这是军分区的部署，同意的跟我走，自由行动的自己负责!”他们见我临危不乱，才都跟了上来，终于安全到达目的地。
当时第四专署专员是张林池，他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我也觉得他的工作做的很周全，很有条理性，就夸他很棒。有一次，林池同志对我说：我要到边区开会去了，你把没完成的工作继续做好，如果住宿不方便就到我那里住。虽然他没有直接向我求婚，但我明白他的意思。1940年春，县长会议的最后一天会餐，人家开着玩笑要闹洞房，我们就算正式结婚了。
1940年晋察冀边区民选的女县长陈舜玉
(叶曼之摄)
1940年为促进全国实行宪政，扩大民族统一战线，制止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妥协投降逆流，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边区党委于1940年6月发出进一步在边区实现新民主主义政治和促进全国真正实施民主宪政的决定，定于6月15日至8月底为边区新民主主义运动时期。在此期间要从下而上选举区代表、县议员、边区参议员，以及国民大会代表，并由民意机关选举政府工作人员，成立“三三制”的民主政府。唐县是边区试点县，县妇联主任张忱作动员报告，一开始就组织了万人宣传队走街串巷，深入游击区、敌占区进行宣传，办训练班，要求选民用本人姓名投票，妇女有了使用自己姓名的权利。8月1日至10日，开始全县普选，各村选举正副村长、委员，以及区代表。我的竞选条件是：一、不怕牺牲，坚持抗战到底；二、积极动员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三、实行减租减息，减轻农民负担，发展生产，救济灾区；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反对买卖婚姻和虐待妇女，为妇女彻底求解放。经过民主选举，我以全票当选为唐县县长，同时被选为边区参议员（刘澜涛、刘杰、杨士杰、李冷、陈舜玉）。9月1日全县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边区妇救会和唐县各区均派代表前来庆祝，三位代表登台向我献礼：一位捧着一个钢球，希望新县长把人民团结得像钢球一样坚强牢固；一位拿着一根针、一团线，希望新县长为各阶层穿针引线，团结抗日，巩固抗日民族统战线；一位拿着一面镜子，希望新县长办事像镜子一样廉洁清正。我非常激动，向大家表示，决不辜负人民对我的信任，要掌好权，用好权，为抗日贡献自己一切。为此，边区《抗敌报》发了特讯报道。消息传出，边区广大妇女兴高采烈，竞相传告。
我被选为县长后，肩上的担子很重，但我没有感到苦和累，始终保持饱满的战斗情绪。在我担任县长期间，唐县曾被晋察冀边区评为“模范根据地”。当时毛主席号召大生产，我就组织农民开座谈会，听取他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组织他们互助，让那些缺少劳力、农具、牲口的农户联合起来。坚决贯彻二、五减息，就是将地主原来吃百分之五十的租减到百分之二十。每年组织一、二次区长、村长、乡长会，学习国际、国内形势，由我讲课。在各村成立识字班，干部当老师，教识字的歌，陕北的民歌。带领民兵破坏公路、京汉铁路，阻挠日寇的进犯。我没有辜负唐县人民的期望，实现了竞选时我向群众许下的诺言!
有一次，我和部队的营长、教导员和一名警卫员经过敌战区的一个炮楼，被敌人发现，向我们包围过来，我们就边跑、边打枪、边喊话，好像有很多的人，敌人吓得全部撤了回去。我们几个就有说有笑地聊了起来，聊了一会儿，才发现敌人开着大炮出来了，我们就赶紧撤退，真够危险的。
1942年，解放区开展大生产运动，我经常组织农民开座谈会，听取他们对政府的意见。由于当时缺劳力、缺农具、缺牲口，就动员他们互助合作搞生产。我还由此出了一次笑话，被边区广泛流传。有一次我到一个村子里做生产动员报告，会中发动群众养猪，这下会场炸了起来，有质疑声，有哄笑声，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回民村。
1950年代初，全国妇干校副校长兼党组书记陈舜玉
我怀孕后身体一直不太好，有一次去开会从马上摔了下来，结果小产了。曲阳县的县委书记王延春安排我在他那里休养，那儿离敌人的炮楼只有二里地，我白天在洞里藏着，晚上出来散心，休养了将近一年，经常能吃到老乡送来的苞米碴子，有时还有鸡蛋，我的身体好多了，打心眼儿里感谢他们一辈子。
1948年春，中央机关由陕北向西柏坡转移，途经阜平县城南庄，在此地居住工作了46天，毛主席、周总理他们早上都出来散步。有一次碰上了周总理，他对任何人都一样，非常和气。总理问起我的名字，由于三妹陈舜瑶给周总理做过秘书，我说我叫陈舜玉，他一听就说：我知道你们陈家三姐妹。当时我在边区妇救会任副主任兼宣传部长，那时我和大姐失去联系了，还是周总理告诉我大姐陈舜英在冀鲁豫，我们才通信联系上。
抗日胜利后，我先后担任了张家口女中校长、华北妇婴卫生学校副校长。1948年考入中央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班，1951年毕业后任全国妇联妇女干部学校副校长兼党组书记。1953年调入高等教育部，先后任理论教育科科长、干部管理司副司长。1958年至1966年任中共黑龙江省合江地委宣传部部长、候补书记、副书记。1971年至1979年任黑龙江省档案局局长、省视察室视察员。1979年至1982年任农垦部科技局顾问，1982年离休。
（张希玲根据陈舜玉的简介、口述整理）
——本文选自《清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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